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新趋势，率先推行这一理念的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被诸多国内学者奉为典范，并被视为 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重要起因。在希拉姆学院，新文科意指为培养和发展学生跨文化和多样性技能（Intercultural＆Diversity Skills）、正念技术（Mindful Technology）、系统/设计思维（System/Design Thinking）等“21世纪技能和思维方式”而对学校文科教育进行的一系列技术性革新。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则是教育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四新”学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政策的有机构成。虽然《新文科建设宣言》（2020年）也阐明我国新文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但与希拉姆学院不同，我国新文科建设的提出还具有深刻的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背景，不仅要遵循知识、技术和教育逻辑，更要遵循政策、价值和历史逻辑，这是我国新文科建设与希拉姆学院新文科理念的本质不同。因此，我们在探讨相关议题的时候，不能因“形似”而忽略“神异”，不加区分地将我国的新文科建设与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理念混为一谈。我们更不能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翻版承继，否则不仅会简化和矮化我国新时代推进新文科建设的价值内涵，更会弱化其历史文化基础。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双百”方针到《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1977年）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1986年）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03年）启动实施，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印发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7年）出台，再到如今正火热推进的新文科建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科发展的政策沿革。
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言新文科，必称希拉姆”的认识，光从政策脉络上梳理澄清远远不够，还必须正本清源，沿着历史文化脉络，在中国现代文科起源中探寻新文科建设的文化渊源和价值原点。只有这样，新文科建设才能避免掉入“无根”的陷阱。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新文化运动时代一探究竟，那里不仅是中国现代文科的重要起源，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文科发展的奠基所在，更是我们今天探讨和推进新文科建设不应忽视的历史过往。尽管新文化运动更多是近代中国新旧更替大变革所爆发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而新文科建设则主要是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政策工程，但二者都着眼“国之大者”并承担着构建新文化的时代使命。就此而言，新文科建设在精神品质上和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历史的内在承继性。进一步说，新文科在精神谱系上（而非形式上）之于新文化运动具有同源性、延续性和发展性。同时，对新文科建设说，也只有当它“运动”起来，才能凝聚足够多的能量助力构建新时代的新文化。从这两方面来看，新文科建设可以视作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那么，新文科建设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历史关联？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科发展所面临的未竟之业有哪些？面对这些未竟之业，新文科建设又该如何立足学科并超越学科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克服“历史虚无”（忽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精神实质对新文科建设的内在形塑）或“以古度今”（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裁剪新文科建设的时代现实）的认知局限，并提供一个足够长的视线来廓清新文科建设的当代样态与行动路线。
一、新文化运动与新文科建设：精神文脉上的历史关联
在新文化运动到新文科建设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现代文科发展偶有跌宕，但在精神文脉上总体连续，这种连续阐明了新文化运动与新文科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也为新文科建设接续薪火并发起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历史契机。具言之，新文化运动与新文科建设内在精神谱系的历史关联集中体现为后者在时代、主题和策略三个维度上对前者的承继与发展。
（一）时代赓续：以应变求新为共同逻辑
从时代承继看，新文科建设延续了新文化运动应变求新的行动逻辑。首先，时代在变，但愿景不变。这里的“时代”不仅指向纯粹意义上的物理时间，更多是指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整体进程中，新文化运动与新文科建设分别处于民族复兴的起点与转折点，没有起点就没有转折点，更不会有终点。因此，新文化运动和新文科建设在民族复兴的总体路线格局中是内在连续的，在心怀“国之大者”、助力国族振兴这个共同愿景上，新文科建设更是对新文化运动的继往开来，这一点我们在《新文科建设宣言》或首批立项的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年）中均可见一斑。其次，世界在变，但变局不变。新文化运动和新文科建设之间横亘着持续重构的世界变局，站在我们的角度看，今天新文科建设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近代“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历时变迁和现实翻转。世界变局波诡云谲，国际角力此消彼长。从昔日“西强东弱”到今日“东升西降”，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段轮回。“局”还是那个“局”，“变”的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生态位、影响力和处变心智。可以说，没有近代变局中的屈辱和没落，就没有持续一百多年的知耻后勇和奋发图强，更谈不上面对今日变局“不可逆转”的复兴决心。当然，历史不可假设。但无论怎么看，这个“变局”都是在历史中延续展开的，它并不是断裂的，要理解今日中国复兴决心之坚，必须联系中国近代史才能获得完整图景。最后，因变而变，但求新不变。时代和世界之变是历史的，更是人为的，关键是看时人如何应变。从新文化运动反求诸己，欲以“新我”融入“新世界”，到新文科建设坚持立足民族本我建设新时代；从错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无奈，到紧抓第四次工业革命潮流的机警；从拿来欧美经验的现代化蓝本，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原创性实践：以上过程根本上都是应变能力的进步与提升。如果说应变而变是因循守旧的历史教训及其被动的“应激性反应”，那么求新应变则是新文化运动留给新文科建设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正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真正明白解决“卡脑袋”问题对推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而今天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就在解决新时代冲刺民族复兴、推进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卡脑袋”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也为新文科建设埋下了“历史伏笔”。
（二）主题延伸：以思想文化为共同焦点
从主题延伸看，新文科建设发展了新文化运动聚焦思想解放和文化改造的人文传统。在思想解放维度上，首先，新文科建设继续着新文化运动对习惯路径的破除，并试图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脱离人文伦理缰绳的唯科学主义遗毒予以剔除。从新文化运动冲破封建意识形态桎梏，到新文科建设挣脱根深蒂固的西方现代学科知识体系霸权，其本身就是一场循序渐进的文化抗争，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表达更是后者对前者的历史性超越。其次，新文科建设继续着新文化运动塑造现代国民意识的努力，并结合时代转向进一步聚焦国民自信自强，打造“精神挺立”的新时代中华儿女群像。本质上说，新文化运动和新文科建设的内核都在于提升民族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通过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持续革新重申国民尊严和人的主体性。这种在“身—家—国—天下”关系中以“人格”升“国格”，进而由内向外树立国民现代国家观的基本思路是前后相继的。再次，新文科建设继续着新文化运动疗愈大变革时代群体性心理紊乱的事业。“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在这里，文科之用不仅在于打开观念局限和发展思路，更在于抚慰人心、促进广泛团结，而新文科建设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主张正是对新文化运动力促全民觉醒的时代演绎。在文化改造维度上，向内看，新文科建设继续着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并对后者进行“元反思”。文化大一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人的中国”之问的答案所在，我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的内在统整。而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影响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留给新文科建设的“历史作业”，也是新文科建设理性反思前者“古－今”之辩、进而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所必须要补的课。向外看，新文科建设继续着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改造。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在于借力欧美新学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民主和科学基础，但其理解的民主是程序性精英民主，科学也被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唯科学主义意识，缺少人文关怀。而新文科建设所关心的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科学则是为了人的系统知识。就此而言，新文科建设是对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遗产的中国化实践和时代性推进，是新时代夯实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工程。
（三）策略演进：以高等教育为共同阵地
从策略的演进看，新文科建设延续了新文化运动以高等教育为阵地酝酿和阐扬新文化的基本理数。一方面，新文科建设继承了新文化运动所奠基的中国现代大学和学科体系，并延续了后者以大学作为先进文化桥头堡的核心策略。从北京大学“新青年”和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南北争鸣”，到北大红楼燃起的“星星之火”，新文化正是在高等学府的社会地位、教育权威和智识资源加持下“运动”起来的。而这一幕同样在新文科建设中重演：中国政法大学等17所名校率先建立我国首个“新文科”联盟——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教育部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牵头130多家高校共同签署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并依托山东大学成立了“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办了国内首个专门探讨新文科教育议题的学术期刊——《新文科教育研究》；更有395所高校申报的1011个项目被认定为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等等。可见，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科建设，大学一直是举旗帜、兴文化的战略高地。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也继承了新文化运动将高校师生视为时代文化先锋的认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有识之士们就注意到“有才兴学”以“愈愚”的重要性，这些主张与新文化运动先锋“今日造因之道，守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的觉悟相得益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新青年》依靠着北大的师生拥趸成功转型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同人杂志。而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燃起的共产主义星火，也率先鼓舞一批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进步师生们不仅将“新文化”升华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新高度，呈现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还通过学生运动掀起了更加广泛和彻底的民族觉醒，从而扭转了国族命运。今天，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早已转向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但“陈腐”必败于“新兴”、“死灰沉滞”必败于“朝气横溢”、“白首”必败于“青春”的论断仍未过时。新文科建设正是基于这一论断，将“高等文科教育作为培养青年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可以说，在“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的天演公例中，正是新文化运动在时代更迭中将为“国之大者”培养时代新青年的“接力棒”交给了新文科建设，而育新人、展形象的时代任务更是对这一接力的具体诠释。
二、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文科建设：致力未竟之业
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让旧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也为现代文科扎根华夏打下根基，更为新文科建设掀起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历史基点。纵览中国文科一个多世纪沉浮，其发展脉络几乎与国族振兴、现代化进程和学科完型三大未竟之业同频共振，在“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间进退维谷，并留下了未完答卷。追解未完答卷、致力未竟事业既是新文科建设无法绕过的历史宿命，更是不可回避的时代使命。
（一）面向国族振兴：从被动跟跑到主动引领
国族振兴是新文化运动到新文科建设这一百多年来的第一大未竟之业。尽管新文化运动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拉开了民族复兴序幕，但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深受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和历史社会条件制约，对民族复兴进程的推动终究是有限的：既没有改变旧中国“两半社会”境况，也没有实现国家富强、再造中华的目标。以至于到了新文科建设的新时代，我们仍为这桩未竟伟业励志奋斗。虽然新文化运动和新文科建设分别处于国族振兴的先导期和冲刺期，但“重构文化以振国族”始终是中国文科发展的主流信念，其中，既有中国现代文科形成于近代士人“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原生背景，更有传统儒士“入世”情结对中国知识分子价值追求的内在形塑。而新文科建设要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推进国族振兴，就必须从被动跟跑转向主动引领，处理好“家－国”与“体－用”两对命题。
就“家－国”命题来说，在中国文人“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中，“身—家—国—天下”向来一体同构，其中，“家－国”是联系“身”与“天下”的重要纽带，个体生命只有在这个连续体中获得认可才能彰显意义。但近代民族危机打破了传统家国关系，理性国家逐步替代了感性家国，国民替代了子民，国族替代了家族，个体意志“冲决网罗”，实现了“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个体借由家国抵达天下的程序发生内在断裂，随之崛起的是原子化公民主体，国成为轴心机构而不仅是中介，个人作为“国民”被纳入新的“民族－国家”结构。由此，家与国分道扬镳，前者走向生活世界，后者迈向系统世界，各持不同价值取向。国强家弱的语境中，家族的责任落在了原子化个体肩头，个体承受着种种系统的矛盾和冲突，对家的需要则嵌入对国的认同。尽管民族国家占有了身、家和天下，但中国的基础仍是以家为单元的乡土社会。有学者指出，家国关系的紧张是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治理紊乱的重要根源。无论是公私不分的“家天下”，还是超越道德的“利维坦”，都不是家国命题符合情理的走向，都无法建构“自我”与“天下”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国族振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现既涉及个体努力，更仰仗家国互动。如何重构家国关系，推进原子化个体再嵌入，在新时代营造新的团结，是新文科建设助力民族复兴的必答题。
对“体－用”命题而言，作为事物的一体两面，“体”之本义为“形质”，“用”则指向“形质之妙用”，二者同源、辩证。但在“中学西用”的公式中，似乎中学有体无用，西学有用无体，造成“体用两橛”情形。体用失调导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但后者同样没能走出体用二元的窠臼，更多在“用”上绕圈，为浮萍式民主共和呼号。尽管“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特殊产物，但其体用二元的逻辑却扩延至今，成为回应中西交互问题的常见框架。事实上，无论是“遗体求用”还是“取体舍用”都不是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因为“世无无体之用，亦无无用之体，有用而无体，其用只是诈伪；有体而无用，其体必多缺陷”。重体轻用或重用轻体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前者造成唯心主义猖獗，阻碍科学发展；后者则助推功利主义盛行，从而反噬本体。汲取历史教训，应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口号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认识区别开来，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正面回应体和用的时代内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推进民族复兴的“体”必然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相适应。对此，新文科建设应明确认识社会主义之“体”，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体用观中，并综合辩证地发挥其对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妙用”。
总的来说，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被动跟跑，还是新文科建设的主动引领，其核心任务都是通过文化振兴助推民族复兴。这就要求将文化的教育逻辑与国族的前途相联系，充分回应“家－国”和“体－用”两大重要命题：前者关涉国族振兴的主体与主体间性问题，其目标是调和“家”与“国”的内在张力，通过塑造“时代新人”，重建“家－国”良性互动机制；而后者则事关实现民族复兴的体制及其内外部要素协同问题，其目标是厘清“体”与“用”的基本立场，矫正体用二分的认识谬误。
（二）面向现代事业：从本土传统到国际现实
推进现代化事业是国族振兴的基础，也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二个未竟之业。中国的现代化诉求是被列强侵略激起的自强愿望。落后挨打的集体记忆也让新文化运动先锋视本土传统为落后，而以先进欧美文明为师，并典型地体现为译介开路，借西人话语议中国之问题。彼时，现代化的操作性定义源自西方，也只有欧美化这一套答案。今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四化”建设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四化”，再到第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已经走到了难以再从西方蓝本直接求法的地步，走到了为人类社会现代化书写中国答案的阶段。对此，新文科建设须越出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半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现代性”的中国特征，并走出本土传统，在更加广阔的国际现实中强化联系和对话。其中，尤其要关注“中－西”和“古－今”两对命题。
从“中－西”命题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启于屈辱的近代史，对比悬殊的中西碰撞催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心理，其与内在家国责任交织，形成罕见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特征”。对此，学衡派批评道：“一厢情愿的西化不会给中国带来文艺复兴，而是‘一种中国式的自杀’（a Chinese suicide）。”尽管现代社会有着诸多共同特征，但共同性并不必然融为同质性。将现代社会等同于西方社会，不仅是对现代化的极大误解，也是对不同性质社会多样态“幸福”的抹杀。基于“普世文明”假设，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长期被扭曲为“中国和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今天，中国正走向国际舞台中央，不仅成为“世界的中国”（China in the world），更在单向度西式现代化之外提供了独具特色和优越性的新方案，这要求我们得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解释和传播中国特色、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对此，新文科建设不仅要在世界场域中建构自己的话语，还要通过这套话语重塑中西乃至中西方之外的多边对话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将现代化与西方化解绑，并非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主动与西方脱钩，而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携手并进地办好各自的事情，亦即在主体能动中追求现代化，各有思考和贡献，而不是谁必须追随和征服谁。新文科的建设性意义则在于破旧立新、逐鹿前沿，而非换一个姿态、换一种态度继续追随西式现代化“神话”。
就“古－今”命题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一往无前的时代命题，但仍无法丢弃历史。作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文化运动先锋在山穷水尽中曾表达过与历史全面决裂的激进倾向，认为既建民国，“一切‘圣功王道’，‘修、齐、治、平’的鬼话，断断用不着再说”，喊出了“All or nothing”的口号，甚至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尽管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但新旧邂逅常常来不及细辨就被不由分说地对立起来，人为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拉出一条鸿沟。新文化运动后期，一些理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矫枉过正的危害，开始强调对本国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不能秉持着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应该指出，虽然与某些传统发生断裂确是推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断裂”本身不是目的，今之新不等同于先进，古之旧也不等同于落后，现代化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强行割裂古今只会陷入历史虚无的迷途，而无益于现代化事业的推进。过去，我们常常将历史视为包袱，走得越远丢得越多，为此绕了许多弯路。今天，新文科建设要更加注重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从“古－今”层面链接起完整的现代化逻辑，从历时性视野中探究和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凝练中国现代性特有的社会精神气质。
总的来说，现代化不仅涉及物质环境，也涉及精神文明。但无论是何种意义的现代化，新文科建设都应处理好本土传统和国际现实的内在张力，不仅要从空间维度上因地制宜回答好“中－西”命题，厘清中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区别，也要从时间维度上相机而动，面向时代前沿，在“古－今”命题中继往开来。只有这样，新文科建设才能打破所谓“现代性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的话语霸权，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三）面向学科完型：从精英科学到大众知识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三大未竟之业便是促进学科完型。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近代“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的重要武器。其中，集西学理性大成的“科学”（science）更是新青年改造旧文化、挽救旧中国的第一药方。但彼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器用”层面，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自此，一股经久不衰的“唯科学主义”热潮便在中国学界弥散开来：一切学术都必须经过数理检验才有价值，科学成为主宰一切学科的硬标准。这不仅夸大了科学的“神话”，还滥用了科学的“权力”，制造出知识等级，压抑了人文社科等软科学的生长空间。在“欲脱蒙昧”的时代，进步分子在以科学改造“浅化之民”的过程中也区隔出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一方面，科学作为知识精英的事业，其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充斥着大众难以企及的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当科学成为万物的价值尺度时，大众生活也被视为审判对象。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早已跨越精英化阶段，日渐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大众体验。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和生活常识的互动也愈合紧密。新文科建设应抓住时代契机，重申科学知识的人文关怀，在精英科学推向大众知识的过程中促进学科完型。其中，应着重回应“科－玄”与“雅－俗”两对命题。
就“科－玄”命题来讲，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科玄论战”是中国学界对唯科学主义浪潮的第一次集体反思，两派的争议在于“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主张科学万能，认为“科学之兴”是“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一切学问和道德都要“一遵理性”，严守科学方法，才能避免“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在科、玄两派激烈论争之际，中国现代学科根基未稳就被卷入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在第二次科学革命以前，自然科学还是古典人文知识的一部分，自前者与技术勾连并获得强大的物质力量后，才渐为人们重视。此后，自然科学便开始向古典人文回流并触发社会科学的觉醒。而在“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中，社会科学自身也萌发了“在凯歌高奏的诸科学之中占有一席之地，产生出它自己的牛顿和哈维”的抱负。可以看到，近代以来，我们充分激发了科学的社会、道德和信仰价值，但却忽视了其人文价值，人们看中的并非其“真”和“质”，而是“形”和“用”。这种泛科学化和唯科学主义思潮在今天仍有市场，而新文科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弥合“两种文化”的裂缝，培养我们民族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在于深化对科学技术的人文洞察，从“情感”层面推进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完型。正如梁启超所言：“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
从“雅－俗”命题出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其滥觞都是特权阶层开展精英教育的高雅知识，距离世俗生活十分遥远。新文化运动前后，“贵族”出身的西方现代科学一经传入中国，便被士绅阶层视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在后者的极力推崇下，精英知识开始持续广泛地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大众生活。在这一语境中，我们看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良知，也看到了大众被对象化为待解放群体的事实。尽管新文化运动促发了中国社会的空前觉醒，但其仍是一场资产阶级的知识精英运动，而未经本土化改造的西方学术也很难接近中国人民的真实诉求，这从内在规定了“雅俗共赏”的不可达成。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写道：“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这启示我们，无论传道士和梦想家们如何声称自己的学术事业是为了人民，只要远离了人民的真实生活，它就无法获得成功。尽管一门学科的生存发展更多遵循内在的知识和学术逻辑，但其现实价值却是在服务大众的过程中得以彰显。今天，昔日的精英科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改善民生的福音，我们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知识越来越发达，知识的获取门槛和成本越来越低，科学的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文化理想正成为现实。对此，新文科要积极阐发科学知识反哺社会发展的基本伦理，扎根祖国大地、把握世界潮流，将科学知识的理论来源和检验尺度重新拉回生活实践，在理智中保持亲和，在冷峻中胸怀热忱，为大众思考提供思维工具，积极助推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和学习型社会建设。
总的来说，新文科建设关注“科－玄”“雅－俗”问题要在开放视野中抓住两个逻辑：一个是科技和人文，关注知识的德性；一个是科学和社会，关注知识的价值。今天，“开放”业已成为现代学科的基本特征，但这不是说要“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要树立起“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信念。
三、建设新文科、构建新文化：以超越迈向卓越
新文化运动以来国族振兴、推进现代化和学科完型三大未竟之业赋予了新文科建设极具超越性和全局性的历史站位。推进这些未竟之业，回答好新时代“家－国”与“体－用”、“中－西”与“古－今”、“科－玄”与“雅－俗”等重要命题，要求新文科建设超越新文化运动历史积淀与局限，在打造和谐的、民族的、时代的、世界的新文科过程中矢志卓越，掀起一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学术繁荣、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全人类共同进步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营造先进文化气象。
（一）建设和谐性文科，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革新
“打铁还需自身硬。”建设新文科，构建新文化的第一步便是走出自我，革除过去“旧”文科“自恋”“自卑”“自闭”的沉疴积弊，通过自我完善、自信强化和自我实现来建设一个和谐的新文科，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从自利走向共益、从竞争走向合作、从精英走向大众。
首先，走出“自恋”半径，在对话中完善自我，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从自利走向共益。文科是一个比较“自恋”的学科，因为文科主要以复杂而有弹性的人和社会作为洞察对象，常常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学者们各有主见并自圆其说，难有公认的评价体系。久之，便弱化了横向观照，在各自领地“占山为王”，滋生“画地为牢”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自恋本身是一种病态的自我崇拜，内含扭曲的自利倾向和对他人的贬低。学科自恋不仅违背“分科治学”“术有专攻”的初衷，也可能中断某些具有重大价值的跨界探索，这对所涉学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和反噬。对此，一方面，“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但这不是为了分个高低上下，而是在同行交流中相互增进学术，找到自身发展的生态位，消解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为共益型学术文化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树立内省意识，在研究过程中重视对前人和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文献梳理。“德不孤必有邻”，一个友好、开放、包容的文科一定会获得其他学科的尊重，而这样的文科也必会带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氛围的整体改善。
其次，走出“自卑”窠臼，在发展中强化自信，助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从竞争走向合作。文科的“自卑”来自于学术资源的竞争弱势和文科知识效应内隐性招徕的“文科无用”诘难。从资源获得看，似乎有此趋势，如首轮“双一流”建设的四百多个“一流学科”中，人文社科占比约24%；而在第二轮建设学科名单中，这一数字已跌破23%。但所谓“人文学科危机”更加深层的原因不在资源分配而在社会信任的缺失，近来“文科生误国”的非理性批评就是一个危险信号。当然，过度反应也体现了文科自身的不自信。对此，一是要积极探索建设交叉新文科，夯实新文科基础学科建设，强化临近学科协作和跨学科交流，通过创新知识生长点来扩大文科影响力，提高文科学术显示度；二是要打开文科学术研究的国际视野，关注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前沿趋势，积极参与跨国和全球合作项目，借力国外高校新文科发展的有益经验，提高文科学术的国际化水平；三是要借力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新文科发展能限，积极筹建新文科实验室，大力探索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社会计算（Social Computing）等新文科应用场景，提高文科知识生产和育人效益。
最后，走出“自闭”书斋，在服务中实现自我，推进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学科现代化是知识开放化和学术专业化的统一。但不知从何时起，文科开始刻意与现实社区保持距离，慢慢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精英式“自闭”学科。对此，一是要主动融入立德树人事业，把科研学术和教学学术相结合，丰富新文科课程体系，注重在教学实践中体现知识的人文价值，在提升文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积极参与其他学科人才培养的美育和通识环节，为普及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文科力量。二是要重视在广袤田野和生动实践中开展新文科教研活动，以建设新文科“金专”为纽带，新增一批新文科实践基地和田野工作坊，积极参与校地合作、社区互动和智库建设，促进学界业界优势互补，在解决现实世界各种“疑难杂症”中显示社会价值，在交互中重塑文科“善解人意”的本质，避免文科学术“硬化”“窄化”和“无人化”。三是要突破思维局限、打开视野，增强文科学术研究的想象力，扩大文科知识理论和实践来源，“扎根中国大地”挖掘学术问题、建构本土理论，形成中国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
（二）建设民族性文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
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成为“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文化在历史的大一统中淬炼出无穷的生命力和修复力。可以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码，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新文科建设推动构建新文化必须走出新文化运动激进派割裂古今的历史惯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通过建设一个具有民族优秀传统特色的新文科，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一是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新文科建设。我们应当强化对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的研究阐释工作，聚焦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进一步挖掘其现实价值和时代走向。积极推进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特色地域文化和方言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和语言文字研究等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绝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接班人培养工作。探索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文科名师工作室，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新文科教研、走进新文科讲堂。设立新文科典籍研究专项基金，加大对新文科建设中有关中华文化典籍整理、编纂、研究和出版的支持力度，积极推进文化典籍数据库建设。
二是积极开发中华文化数字化平台，通过引入现代科学技术来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研究。新文科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新的关键，在于通过推陈出新，拉近其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强化其对现代人生的滋养。在这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中VR、AR乃至元宇宙等技术在促进传统文化可视化、数字化以及增强现代人体验感方面的应用空间，可以进一步弥补以往中华文化研究侧重精神诠释和概念演绎的不足。现代技术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不仅发挥着保存、整合和分析史料的作用，同时也搭建起数字化、视觉化的传播媒介，大大延伸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的触角。
三是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高校新文科教育，强化当代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各类高校要根据各自办学定位积极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增强新一代大学生民族记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等育人环节；大力探索中国特色书院育人新机制，在实施新文科“强基计划”的过程中注重发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对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启智润心”之用。探索开办国学班，培养优秀国学人才；积极对接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鼓励广大教师将中华经典代入课堂教学；实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工程，通过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推进戏曲、书法、传统节日和体育等走进校园生活，进一步激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的积极作用。
（三）建设时代性文科，激发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
推进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发展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工程。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中国先进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方向，这就要求新文科建设立足新时代语境、养成前瞻性视野，面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新发展前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新文科把握时代先进文化脉搏的重要理论武器。我们应当高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建设，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整体性研究，并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等议题。加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准确阐述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骨干。加强面向全体师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各个环节的显示度。持续强化高校师生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领。要以历史和人民为师，深入洞察人民生产、生活实践，并从中挖掘宝贵素材和源头活水，把新文科的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其次，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新文科实践先进文化人文内涵的基本路线。现代化的根本旨趣在于人的现代化。竺可桢先生说：“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欧美人的头脑，产生近代科学。”这启示我们，以新文科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关键不仅在于知识创新生产和转化，更在于武装国人头脑。对此，一方面，要强化新文科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能力发展，进一步提高新文科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完善新文科课程和教材体系，注重跨学科学习和跨专业育人，开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文科课堂互动和学习探究。同时，要大力实施基础文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鼓励学生参与新文科学术训练项目，强化本研互动和一体化培养，积极探索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学部制等新文科拔尖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实践。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民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为培育“四有”公民，全面提升国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贡献新文科力量。
最后，彰显新文科胸怀“国之大者”的精神底色，坚持在历史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统一中创新现代中国先进文化。新文科建设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视历史的研究教学（尤其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立足本国且观照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历史中开辟未来，在承继中推陈出新。同时，要“聚焦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性痛点难点问题展开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储备性研究，平衡学科性学术和问题性学术内在张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凝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此外，要准确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重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树立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主动承担为新时代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全人类共同进步事业凝心聚力的价值引领功能。
（四）建设世界性文科，推动人类社会共同文明更新
新文科建设的文化使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人类社会共同文明增添新的光彩，是全球化时代新文科建设的学科德性和文化责任。2004年，党中央就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指出：“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已拥有30多个一级学科、400多个二级学科，全国各级各类重点研究机构达到3640个，中级职称以上社科研究人员超过51．3万人。单论文科学术活动和队伍规模，我国已然跻身国际前列，但要说代表性成果和学术影响力则还任重道远。提高中国文科学术影响力，不能依赖人海战术，更要提高学科发展站位，须建设具有全球视野的新文科，在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一是主动融入国家“双循环”发展格局和“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应当积极开展区域与国别问题研究，充分调动相关学科力量，聚焦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等主题，通过对某个具体国家或地区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打开中国认识世界的窗口，更好推进国际交流协作和区域多维开放发展；彰显大国担当，积极参与相关国际难题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跨国智库建设和学术研究、数据库开发和数字化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积极推进中外高校新文科共建工作，打造高水平新文科国际合作平台。
二是努力提升来华留学生文科教育和涉外人文交流项目质量，积极开展中国特色新文科教材的国际推介。有效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总是在一定共识、共鸣与共情的语境中达成，否则就会囿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事实上，中华文明所包含的天人合一、人际互助、和而不同等思想基因，与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内在相通。这些思想资源对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全球化和平、发展进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应结合世界发展趋势、变化和挑战，将之转化为来华留学教育、跨文化交流项目的课程要素，通过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方式向世界广泛传播。同时要强化新文科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出版、国际发表和海外传播，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以及各类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来实现新文科建设最新成果的跨文化交流和互鉴。
三是为新时代我国全球治理能力建设需求培养一批国际专业人才。季羡林先生曾感慨，若中国“21世纪还跟在西方的屁股后头转”，还是鲁迅时代那个“无声的中国”的话，“那就太惨了”。对此，新文科建设要重点培养“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国际外交经贸人才、涉外法律和知识专利人才、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等紧缺专业人才；积极培养“专业+外语”跨文化人才，提升文科生国际交往和全球就业能力，积极向国际组织输送“一精多会、一专多能”且具本土视野的新时代文科国际人才；力求通过为国际社会和中国对外开放事业培养高素质文科人才的方式，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方案，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2022年第3期 总第271期 刘振天，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俞兆达，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师发展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