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一个摸索前行的过程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源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遵循“全国一盘棋”的理念，调整范围之广、历时之长，都是史无前例的。1951年为初步调整阶段，1952—1953年进人大规模的全面调整阶段，当时全国大多数的高校都在调整之列，调整后，原有的私立院校全部变为公立，以专门学院为主的现代高等教育格局基本形成。1955—1957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还经历了局部调整阶段，主要聚焦支援内地高校建设。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此次以苏联模式作为范本的50年代院系调整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总得看来，此次改革契合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通过对教育资源的统一调配和重组，在对社会需求大的工业、农业、师范等专门学院和学科的发展，以及改善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负面影响也较为明显，“一刀切”的调整方式削弱了部分地区的高教实力，也削弱了综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私立学校消亡，高校管理高度集权化，高校自主权严重削弱。同时，也导致了人才培养口径过窄，人才适应力差等问题。1953年，时任高教部长马叙伦曾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调整过急，未能顾及某些高校原有的优点和系科特长，单纯地调出、合并或取消，而不是有区别有步骤地逐步改造。长此以往，也带来了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阻碍教育质量提升等诸多问题。

发生在90年代初的高等教育改革，是改革开放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实施，又掀起了推崇欧美模式，回归综合性大学的浪潮，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改革中专门学院纷纷更名为大学，高校纷纷重组、合并。此次改革不仅是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产物，亦可以视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的纠错和弥补。首先，尽力补偿综合性大学的发展。这改变了一段时间内综合性大学降格为文理大学的发展尴尬，不少综合性大学在这次调整中实现了急速扩张。其次，改变了高度集权化的外部管理体制，变条块分割管理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从而加速了高校与地方的融合。再次，改变了专业培养口径过窄的问题，转而强调学科的交叉和渗透。高等教育的筹资体制也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转向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后续效应

在“双一流”建设的今天，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后续效应仍然存在。50年代的院系调整过程的关键词我们可以总结为拆分、组建、搬迁，90年代的改革调整过程则可总结为合并、重组、升格。两次改革重新布局和调配了全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影响范围涉及高校、系科、专业、师资、学生、办学设备和图书，甚至于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学生的培养制度和院校的运行方式。

（一）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增强，人才培养回归理性

高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得到了最大化、最直接的彰显。50年代院系调整中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发展，为不少专业特别是工科专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使得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充分显现，专业设置与行业布局和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政治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改革维护了当时教育的稳定、促进了思想的统一，为国家政治环境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经济角度看，院系设置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从人才培养和知识输出方面极大满足了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样，90年代的改革是高等教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所做出的必然调整。

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开放性、竞争性的高等教育，也需要综合性、适应力强的人才。高等教育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职能定位并未改变。从社会服务功能这个视角来看，两次改革调整实质是一脉相承的。高校发展配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社会服务能力也是当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成为衡量高校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也在改革中经历了理性回归的过程。不可否认，50年代院系调整为部分高校的工科专业发展奠定了较为良好的基础，但当时专门学院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重理轻文，缺乏文理基础、文理贯通的高校结构布局也使得不少学校的发展走了弯路。负面影响在人才培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招生人数激增，导致培养质量下降；专业划分过细，导致人才适应力差；重理轻文现象突出，导致人才发展后劲不足；速成式的教育政策，导致人才基础薄弱。90年代的改革致使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跨越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步回归理性，开始尊重人才培养规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关注文理基础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培养适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适应力强的综合性人才。

（二）单科性综合性辩证前行，一流高校发展受到阻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调整也是单科性和综合性发展辨证前行的过程。50年代院系调整按照当时政务院提出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从全面调整阶段开始，单科性的工科类院校得到了重点的扶持和发展。全国范围内的综合大学也只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几所得以保留，其他都遭到了拆分。当时所谓的综合性大学也是效仿前苏联，实则为文理大学，中央也明确指出要控制高校的发展规模。90年代的改革则以发展综合性大学为重心，追求学校的规模和学科门类的齐全，培养综合型、复合型人才。

放眼世界一流大学，多数都是综合性大学。2019年U.S.NEWS、QS、TIMES等排名中出现在前十名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都是综合性大学，而国内处于各类榜单前几位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也都是老牌的综合性大学。50年代调整后保留的综合性大学虽然综合实力受挫，但深厚的历史根基，加上90年代的重组、合并，使得它们基本都出现在了当今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成为了“双一流”建设进程的“助推器”。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阻滞了部分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的高校中以国立中央大学的实力最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1948年的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位列亚洲第一。1949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被接管后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国立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遭到了“无情”地拆分，除文、理学院外，其余院系均被迁出。然而经历了拆分以后，南京大学的实力大不如前。虽说南京大学现在仍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行列，但再也难复中央大学当年位列亚洲第一的辉煌。南京大学只是当时受到改革影响的众多高校的一个典型代表，从中我们不难判断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以牺牲部分高校的发展为代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世界一流高校的发展进程。

（三）政府主导权增强，高校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受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趋向集中统一化。1950年政务院通过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均负有领导的责任，综合性大学及与几个业务部门有关的专门学院，归中央或大行政区教育部直接领导。1957年《关于高等教育事业体制的初步方案》中又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关系做了进一步修订，综合大学与工学院校一律由高等教育部负责直接领导，部分高校由省、市、自治区直接管理。可见，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具有绝对的领导权。与此同时，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消大学行政组织院一级建制，变为“校一系”二级建制，中央的管理可以直接渗透到高校最小的分子——教研室(组)之上。

50年代院系调整政府是具有绝对主导权的“操盘手”，正是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之下，如此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调整才得以生成。站在时代发展的视角上来看，我们不能否认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发展高度契合国家发展需求，满足了当时社会的特定需要，但也不能回避其造成的弊端，其中，高校发展趋于单一化，高校自主权缺失就成为调整造成的“后遗症”。私立院校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极具办学自主性和灵活性的代表。院系调整中原有的私立院校全部改为公立，私立院校的办学优势和影响力也至此消失。

随着高校自主权缺失弊端的显现，国家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逐步放权。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90年代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条块”管理的模式被打破，高校归属教育部或地方主管。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了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二级管理，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政府主导权仍在，而管理权逐步收缩，高校依法治校的自主权逐渐放大，逐渐增强了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积极性，但实际高校自主权在运用过程中仍存在阻力和预期差距。此外，民办高校重回我们的视野，我国的高等教育又走上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但其地位仍有待提升。

三、改革发展中探寻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一）学科发展突出地方优势和行业特色

“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相互支撑，相辅相成。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和基础，一流大学又对一流学科的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地域的发展始终是分割不开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其高等教育也相对发达，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带动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一五”计划所发展的重工业项目主要围绕苏联援建的重工业等项目进行，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高校的区域布局和调整也和当时工业基地的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例如，西安市的高校数量就从1951年的8所增加到1957年的22所。随着改革开放，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也不再一味强调均衡化，而是从非均衡化逐步向协调化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高等教育投入向西部地区倾斜。不仅高等学校的发展与地域发展的融合度高，学科发展与地域的关联也始终体现得非常明显。所谓“冷”“热”专业，其实也都是地域经济发展需求导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院系的拆分、新办，发展了一批以行业为导向的高校，特别是化工、机械等工科学科都到了迅速的发展。行业的需求是驱动高校诞生和发展的原动力，行业的需求也奠定了高校优势学科的发展基础。

“双一流”战略需要每一所高校确立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当下的一流学科建设更加强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高校想要在“双一流”建设中占据地位，学科发展是其必经之路，而结合地方优势和行业特色又成为学科发展的突破口，也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立足于地域或是行业，深入分析地域经济发展的情况，综合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根据实际状况和未来走势，结合学校实际，做好学科发展规划，是高校面临的共同课题。

（二）教育质量注重师资建设与人才培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改革，除了关注工科类学科的发展外，对于师资培养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这期间，培养师资是改革的重点之一，国家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在学校的调整过程中师资的调动量巨大。在对当时苏南区东吴大学、江南大学、苏南文教学院三所高校师资调动的梳理中发现，1952年9月统一调动的师资就多达102人次，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占总人数的50％。以复旦大学为例，在调整中由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高校变为文理性质的综合大学，原应用性学科全部调出，并入了浙江大学的数学系、化学系、生物系、南京大学经济系等众多高校的基础性学科。更重要的是，众多知名教授的调人，使得复旦大学师资实现了重组和优化，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人才培养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都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初心”。在改革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专才和通才之争，也是专才教育和通识教育之争。民国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多崇尚通识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需要的是大量投身于经济建设中的专才，因此，这时的改革，围绕着重点培养工科专门人才展开。逐渐地，人们发现这样的人才培养方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并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氛围。因此，在后来的改革中又回归到通才培养，或者说是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培养。不论改革的初衷如何，最终都回归到人才培养的本质问题上来。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和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基础性的三项工作之一，要求“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探索建立政治过硬、行业急需、能力突出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机制”。翻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调整的历史，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教育一以贯之的基础性工作。人才培养方面虽有过争论，但却也一直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在学生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不断努力实现专才、通才的平衡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样，人才培养与师资力量也是高校及其学科建设得以发展的基础和最为关键的着力点。

（三）管理体制发挥集中控制力和自主灵活性

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在中央集权化与高校自主化中找寻平衡点。如今，“双一流”建设打破了传统的“211工程”“985工程”造成的高校身份壁垒，努力营造一种在公平的环境中，自主办学、自主发展，形成办学特色，强化内涵发展的竞争氛围。目前，我国高校自主权的现状与“双一流”建设发展需要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国教育高度集中的体制和强大的行政控制力又可以转化为我国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一种优势。充分发挥政府对高等教育集权化管理的优势，正确引导和控制“双一流”建设走向，合理调配建设资源，通过政策导向，使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真正参与到“双一流”建设的竞争中来，营造“百舸争流”的建设状态，从而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此外，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落地，也为高校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养分”，适当的灵活自主才能使非“双一流”高校实现“弯道超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回顾建国以来两次最为人瞩目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改革调整的影响甚至延续到当今的“双一流”建设当中，不仅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基础和格局，也影响了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进程和方向。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为“双一流”建设提供了启示。从历史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许总是伴随着争议和牺牲某些利益为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每次改革都有其时代烙印的意义，更不能忽视其对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迪和警示。一次改革的发生总是催生着另一次改革的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在一次次的改革调整中不断纠错，不断前行。（2021年第2期　作者系江苏科技大学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