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校分为国立、地方公立和私立大学三种类型。截止2017年，日本共有大学780所，其中国立大学86所，地方公立大学90所，私立大学604所。从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大学综合实力看，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九州大学为代表的国立大学是日本高等教育的核心。虽然，日本国立大学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传统、规模，也肩负不同的社会使命。但法人化改革后，各国立大学的设置形态相同。日本国立大学普遍重视教育学科，设置了教育学研究科（学部）的国立大学共57所，比例达66.3%；未独立设置教育学人才培养和研究机构的29所高校也主要集中在商科、医科及理工科等单科大学。而在日本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最前沿的RU11大学群中，72.7%的大学设有教育学研究科（学部）。大阪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虽没有独立的教育学机构，但都在相关社会学机构内设置有教育学专业。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学部）拥有强大的教育学系，东京工业大学教育学科属于环境社会理工学院社会·人间科学系，庆应义塾大学的教育学专业隶属于社会学研究科。可见，教育学在日本高校及一流大学的机构设置和学科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京都大学是一所学科门类齐全的日本一流研究型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和TIMES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中，分别位列全球第36位、32位和91位，与东京大学处于日本高等教育的塔尖。京都大学设有教育学部和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下文称教育学研究科），分别承担本科生和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京都大学教育学学科始于1906年文理学部教育学方法讲座，1949年成立教育学部，1953年设立教育学研究科。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日本大学院重点化政策实施，学科建设重心由教育学部转向承担研究生培养和注重学术研究的教育学研究科。截止2016年，过去110年共为社会各界输送了约6002名优秀毕业生。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学生规模较小，但却在日本教育学界与社会上享有较高的认可度。探析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京都大学教育学科的办学特色，对我国高校教育学科的发展与改革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组织架构
2004年4月1日，日本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改革，改革后国立大学在法律基础、机构性质、预算分配方式、雇用模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京都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的自由，将在尊重教育研究组织自治的同时，实现全校的和谐发展。如图l所示，京都大学实行以校长为中心的理事会、经营协议会、教育研究评议会、研究科（学部）长、部门负责人会议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理事会作为学校最高管理经营机构由7名理事组成，设有校长、副校长及副理事。经营协议会负责学校经营方面的事务，由13名校外有经营经验的有识之士和12名校内经营管理人员组成；教育研究评议会由各研究科（学部）长、研究所长及各研究科（学部）的两名教授等代表共71人组成，主要审议学校教育教学事务。而具体教育、教学、研究及管理经营则由研究科（学部）长、图书馆长、中心主任、行政机关（部局）长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及各研究科（学部）教职工从教授中选出的教授会共同管理。
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拥有自主经营管理权，其教育、教学、研究活动都以研究科为中心构建，人事权、经费分配权均在研究科，教师的工作重心及业绩考核都在研究生教育。教育学研究科（学部）的教学、研究、行政事务由教育学部教授会、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会和教育学研究科会议讨论并形成决议，研究科（学部）长负责执行，充分发挥教授会的职责与功能，贯彻了教授自治的理念。三个会议下设6个委员会，承担自我检查与评价、学生工作、教学、预算、制度建设、发展战略等工作。为分担研究科（学部）长庞杂的日常事务，设立了事务长一职，具体负责总务、教务及图书馆等日常性工作。
此外，教育学研究科（学部）还与校内高等教育研究开发推进中心共同为教师FD（Faculty Development）提供服务，直接参与FD活动，推动改进大学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促使教育学研究科（学部）逐渐改变日本大学教师研究至上，不重视教学的传统。而其加强与心理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与心理学、认知科学、脑科学、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开展多学科研究，拓展了学术研究领域与人才培养模式（见图2）。
如图3所示，京都大学教育学部拥有教育科学1个学科，现代教育基础学、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系统论3大系，分别与教育学研究科的相关讲座对应，由讲座负责本科课程教学与人才培养。教育学研究科的专业设置不受学部本科专业的限制，两者之间不存在必要对应关系，而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需求进行专业设置和调整。教育学研究科有教育科学和临床教育学两个专业，教育学、教育方法学、教育认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终身教育学、比较教育政策学、高等教育开发论、临床教育学、临床心理学、临床实践指导学、临床心理实践学等11个讲座，几乎实现了教育学科领域的全覆盖。教育学研究科的专业领域比学部多，这一方面有利于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和讲座，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研究功能。
二、教师队伍
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教职员工无论是数量，还是性别结构都比较稳定。2017年，拥有教职员工40人，其中男性28人，占比70.0%，女性12人，占比30.0%；法人化改革开始的2004年，共有教职工45人，其中男性30人，比例为66．7%，女性15人，占比33．3%（见图4）。
如图5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教职工职称结构图所示，2004年该科共有教授17人（37.8%），副教授15人（33.3%），助教3人（6.7%），另有事务和技术人员10人（22．2%）。截止2017年，高级职称中教授17人，比例上升至42.5%，副教授13人，占比32.5%。其他人员中，讲师1人（2.5%），助教3人（7.5%），事务和技术人员6人（15.0%）。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高级职称教师比例长期保持在70%以上，为高水平教育与研究提供了强有力保障。教职工队伍中含外籍教师3人（1名教授，2名副教授），教师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
教育学研究科（学部）一直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教师科研经费充足，科研成果斐然。如表1所示，2015年教育学研究科（学部）共获得财政性研究项目59项，经费总金额达至13214万日元，每个项目平均金额约为224万日元，教职工人均研究经费约322.3万日元。具体而言，项目总数居前的分别是特别研究员奖励费21个、基础研究（B）9个、基础研究（C）9个、挑战性萌芽研究7个。研究经费方面，新学术领域获得经费最多，为3170万日元；其次是基础研究（B），为3160万日元；基础研究（A）经费为2250万日元。充足的研究经费供应，不断增长的科研经费支出，为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新学术领域研究指为促进不同学术领域间的交流合作、培养年轻研究人员而设立的一项针对新兴、交叉学术领域研究的科研补助。基础研究是指一人或较多研究者共同进行的具有独创性、先驱性的研究，一般时间周期3～5年。其中，2000万日元～5000万日元为A类，500万日元～2000万日元为B类，500万日元以下为C类。青年研究指39周岁以下年轻学者独立承担的研究项目，研究周期为2-4年，其中500万日元-3000万日元为A类，500万日元以下为B类。特别研究员奖励费主要指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包括外国特别研究员在内）的研究经费资助，用以支持优秀年轻研究人员的科研。
从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教职工成果产出和学术交流来看，截至2017年12月，在职教师中教授共发表论文853篇，副教授748篇，讲师8篇，助教17篇，学术成果丰硕。教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以本人独立完成及与他人共同完成的学术报告次数为例，其中教授为915次，人均约54次；副教授为297次，人均约23次；助教47次，人均也达到l6次。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强有力地保障了京都大学教育学学术研究的高水准与人才培养的高质量。
三、人才培养
教育学研究科（学部）贯彻京都大学“自重自敬、自主独立”的校训理念，以自由与自主研究为基础，坚守学术伦理道德进行研究活动，促进学科知识的创新。在人才培养上实行弹性选课原则，坚守阶段性培养要求，致力于卓越知识的继承与创新精神的培养。
教育学部本科生教育以培养对心理、人类及社会具备专业见解，形成较广阔的理解问题的思路，具有综合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以及维护和促进人类发展的态度，为实现与地球、社会和谐共存而不懈努力的创造性人才为目标。学生按学科大类培养，分为导入、基础、发展和应用等四个阶段。导入阶段主要包括全校共通课程、教育研究入门和情报学等三大课程体系；基础阶段主要学习相关专业概论，并通过专业练习和实习培养实践能力；发展阶段则主要包括理论性课程学习、专业研讨、实习·讲解等；本科生三年级进入应用阶段，开始共享研究生课程，可以充分共享讲座的教师及研究生等人力资源，利用设备、图书与情报资料等物质资源，对促进学术成果产出和人才培养均十分有利。
教育学研究科则培养为地球、社会和谐共存作贡献的优秀研究者和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人才。硕士研究生学制为2年，主要学习研究生本人所属讲座的相关课程。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学习基础性课程，二年级开始进入研究性学习。硕士研究生除课程学习和开展与所属讲座相关的专题性研究外，无太多学术上的硬性衡量指标。博士研究生基础学制为3年，但延期和退学情况非常普遍。博士生毕业并拿到学位不仅要求修满学分，还要通过论文选题考核，提交研究计划书、年度研究成果报告书、学位论文资格审查申请书等制度性环节（见图6）。只有资格审查合格后，才能提交学位论文。论文提交后进入一般为期8～12个月的审查阶段，审查通过后进入预答辩和正式答辩。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博士培养阶段性划分十分明确，每一个培养环节都有考核指标，且要求非常严格。这种培养过程的公开与透明，实现了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评价标准的可视化，结果控制向过程控制的转变，改变了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保障了其博士生培养的高质量。
2016年，教育学部在籍本科生294人（含留学生2人），生师（ST）比为7。教育学研究科在籍硕士研究90人（含留学生12人）、博士研究生100人（含留学生9人）。教育学研究科（学部）留学生比例为4.8%，其中本科生0.4%，研究生4.3%，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较高。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本科、硕士、博士计划招生人数分别维持在70人、42人、25人。本科生报考人数在218-254人之间小幅波动，2013-2015年呈下降趋势，2016年有所回升。2014年前本科生录取数均低于计划招生数，近两年出现小幅超额招生。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达到历史低点，从2011年的141人下降到91人。录取人数在37～47人之间浮动，201 5年录取人数超过计划招生人数。博士报考人数2013年最低（33人），其他年份均保持在44人以上；录取方面，除2013年低于招生计划外，其他年份都出现超额招生（见表2）。
京都大学教育学部本科生录取偏差值一直保持在全日本前三名，报考人数每年都远高于计划招生人数，这在少子化严重的日本足以说明其教育学科具有较高的声望和社会认可度。录取率本科生保持在26.8%-33.5%之间，硕士研究生在26.2%-41.2%之间，博士研究生在60%-82.2%之间。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录取比例较低，招生规模稳定，博士生研究生录取人比例高，录取人数除少数年份低于计划外，都较大幅度超过招生计划人数。这一方面反映了京都大学教育学科对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在招生方面较高的自主权。在毕业率方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都保持在90.0%以上，而博士研究生近6年的平均毕业率只有15.8%，每年有20名左右修满学分但未通过论文审查的博士研究生退学并进入劳动力市场。
四、升学与就业
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人才培养主要从学术和实践培养两个方面，实现本科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资格授予及社会服务功能，为日本社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专业应用和研究人才，毕业生大多成为社会的佼佼者，在教育机构及其他相关领域施展才华。
如表3所示，教育学部本科毕业生选择进一步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较多。近六年，2011年升学人数最少，也有16人（26.2%）升学，2014年最多为29人，比例达到42.0%。而就业人数比例维持在52.3%以上，2015年就业人数最多，达到50人（70.4%）。本科生毕业就职去向主要包括教育相关职业、公务员、企业（本文主要指私营企业），其中企业是本科毕业生的首选，就职人数比例保持在53.6%以上。从事教育相关职业的人数比例近年来呈波动下降趋势，2011年仅1人（1.6%）；相反，在企业就职的人数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5年34人进入企业就职，占就职人员的比例高达68.0%。
教育学研究科硕士毕业生大部分选择继续深造。如表4所示，攻读博士学位的比例保持在44.4%以上（2015年为最低值44.4%），2014年人数达到26人，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68.4%。就职去向方面，选择教育相关职业与企业就职的人数居前。2014年，教育相关就职人数为7人，占当年就职人数的70%；2015年，企业就职人数达到9人，占当年就职人数的50%。而在与教育相关就职领域中，初中和高中教师无论是人数还是比例都最高。公务员也是就职主要选择之一，地方公务员略高于国家公务员，2012年地方公务员人数占就业人数比例超过30%。
教育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的就业选择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存在一定差异，就职去向包括教育相关职业、京都大学研究员（研修员）、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以及企业等（见表5）。教育相关职业中，选择私立大学就职的人数最多，远远超过国立大学（含京都大学），而在地方公立大学就职的人数为零，选择进入初中和高中任教的毕业生也很少。另有部分毕业生选择以京都大学研修员、研究员、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在企业就职的人数较为稳定，除2014年出现减少外，其余年份整体维持在7人以上，成为仅次于私立大学的第二大就业领域。
五、结 语
京都大学教育学科历史悠久，教育学研究科（学部）作为教育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研究机构，构建了一个以研究科教授会、教育学研究科会议、教育学部教授会等三大会议为中心的教授共同体。教学、研究、行政事务由研究科（学部）教授会决策，实现了教授自治的理念。这种自下而上的运行模式，一方面有利于避免学术机构管理的行政官僚化，职责分明，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给教授们提供了追求学术自由，维护学术职业尊严的平台。
教育学研究科（学部）拥有一支性别结构合理，以高级职称教师为主、研究经费充足、成果丰硕、学术交流频繁，在日本教育学界具有较为广泛影响力的研究型教师队伍。人才培养坚持多层次、多领域、本科生与研究生并重的原则，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渗透到每一个培养环节。在教师中心课程模式下，从理论学习和实践培养两个方面，实现本科教育、高层次人才培养、资格授予及社会服务等学科功能。本科生规模不大，较低的生师比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保证。培养过程分为导入、基础、发展和应用等四个阶段。三年级后进入讲座，开始共享研究生课程，提高了教育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本科生专业素养提升。在大学院重点化政策后，研究生培养规模和力度有所加强，招生规模与本科生相当，坚持多层次培养并重。其中，硕士培养较为宽松，学制短，除课程与学位论文外无其他学术指标要求，毕业率高。而博士培养坚守近似苛刻的学术标准和阶段性要求，其博士学位获得率只有15.8%，每年都有大量未通过论文审查的博士研究生退学。教育学研究科对博士培养没有毕业人数和毕业率的硬性规定，而是严格遵守培养计划中对培养过程和质量的严格要求。
京都大学教育学部本科生升学率较高，平均有34.7%的学生进一步攻读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保持在60%（不含升学人数）左右，就业去向最多的是企业，依次为初中和高中、公务员。教育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大部分选择继续深造，进一步攻读博士的比例最高达68.4%。硕士研究生就职方面，选择在初中高中担任教职和进入企业工作的最多，两者人数大体相当。博士毕业生主要选择私立大学和企业就职。整体而言，毕业生中本科和硕士保持高升学率，本科、硕士和博士就业都主要选择教育相关机构和企业。京都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学部）立足学科面向社会，多层次、多领域、实践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而且得到劳动力市场的高度认可。
总之，京都大学以学术研究和研究生培养为中心构建教授共同体学科组织，兼顾本科生培养、整合校内资源的学科专业体系是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高水平研究型教师队伍、坚持人才培养的阶段性目标、本科生学生按学科大类培养、高年级共享研究生课程和研究资源、严格控制博士生学位授予人数的经验，确保了学科发展的质量。而毕业生保持高升学率，特别是主要面向教育相关机构和企业的就业选择，使京都大学教育学科充满生机与活力。（2018年3月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教育、教育经济与财政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