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大学创建于1827年，是加拿大规模最大、学科最多、师资力量雄厚、设备先进的一所大学，是世界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在北美与哈佛、麻省理工等知名大学相媲美，其独特的办学理念和鲜明的办学特色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多伦多大学的办学特色
（一）重视科研
多伦多大学在为自己制定的使命中指出：“要成为国际重要的研究型大学。”为了完成学校的这一使命。多伦多大学处处营造一个强调科研、重视科研的环境。比如，在规定教师职业要求时强调科研、出版、发表学术成果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成果；确保从事本科教学的教师和学院同时也要进行研究性教学和科研；对于新出现的研究领域，要求具有选择性地做出反应的能力：加强与其他大学、企业界、商界、职业界以及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等各方的合作，要求由国内国际上的同行对科研项目进行同行评估；按照最高的国际标准提供信息、图书馆和科研服务。
在资金方面。多伦多大学除了帮助学校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获取政府、企业界以及社会的科研资助外，还建立了校内科研资助机制。
多伦多大学对于科研除了给予资金上的资助外，还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商业性转化。1980年，多伦多大学建立了“创新在多伦多大学”的机构。该机构由一批既有广泛学术专长，又具有商业金融知识的专业人士组成。它致力于将多伦多大学的科研人员与企业界的合作者联系起来，从而使学校的研究成果能够尽快地投入应用和生产。这不仅为企业界带来了利润。服务了社会。而且极大地带动了学校的科研活动。
多伦多大学重视科研的传统使得其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23年，弗雷得利克·班廷与J·J·R麦克劳德及查尔斯·贝斯特合作发明的胰岛素以其在糖尿病中控制的重要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约翰·C·波兰尼于1986年因在激光开发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获得诺贝尔奖。其他的重大成果还有：成功研制了第一台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咽喉和人造胰。第一次进行了单肺叶移植以及神经移植。在北美洲首创电子显微镜。首次分离出了使植物在咸水中生长的基因以及引起纤维囊肿的基因。多伦多大学还制成了一种能够测量与分析空气中各种有害微量元素的装置。研制出了超音速飞行器、微波动力飞机以及可由生物分解、清除污染的塑料等。
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加拿大历史地图册、加拿大传记词典、古英语词典、伊拉斯穆著作等。其中，数十卷加拿大传记词典被认为是加拿大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学术性出版物。
（二）强调教学
教学是大学育人功能的集中体现，多伦多大学虽然是以科研闻名于世。但它始终将追求高水平的教学作为学校的核心任务和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多年来，多伦多大学一直致力于改善提高教学质量。
2002年。多伦多大学建立“教学促进办公室”。其日常任务是：帮助教师提高讲课技能，表彰认可教学优秀者；在教学和科研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关系。“教学促进办公室”是一个协调机构，它在教师个体、学院以及系之间建立一种机制，使大家能够讨论教学中的不足和优秀之处，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另外。多伦多大学还设有“校长教学奖”。该奖是在全校范围内奖励那些在教学或教学研究中表现优秀的教师。获得该奖的教师连续五年，每年有10,000加元的职业发展津贴，并被学校指定为“教学学会”的成员。“教学学会”的成员有时会被召集起来商讨学校教学事务，为副校长、教务主任以及“教学促进办公室”主任提供意见，协助教学评估以及宣传倡导教学中的优秀经验等。除此之外，还有“教师教学领导奖”“最佳讲师奖”“优秀助教奖”“文理科杰出教师奖”“应用科学与工程教师教学奖”等诸多奖项来鼓励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多伦多大学“教学促进办公室”的网站上有一个“往日名师”的栏目，其中列举了多伦多大学建校近180年来各个学科领域的教学名师，正是这一代代名师培养了一代代各行各业的名人。如：作家和剧作家罗伯逊·戴维斯，文学批评家、诗人玛格丽特，阿拉伍德，电影名导演亚瑟·席勒和诺尔曼·吉维林，著名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前总理威廉·莱昂·麦堪赛·金、亚瑟·梅因和莱斯特·皮尔逊等。
在好的研究型大学中，教学和科研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教师的科研对教学具有引领作用，它引导着教学向学科发展的最前沿延伸，而不至于使教学远远地滞后于学科的发展。而教学反过来对科研也有促进作用。多伦多大学在本科教学中融入科研，鼓励学生在本科阶段就进行科研活动。多伦多大学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科，健康学科三类学科专门设立了多项针对本科生的科研资助。
（三）坚持务实教育
多伦多大学自建校以来坚持务实的办学方针，强调教学科研的实践性，注重大学的服务功能。多伦多大学是北美最早建立的公立大学之一，它的成立就是为当时的殖民地培养领导者，为本地区提供知识服务。多伦多大学也一直将自己视为“为公众传递知识的侍者”。多伦多大学无论是在学校目标和规划的制定上还是现实的教育活动的开展中都十分强调教育的务实性。
在2005年的《治理绩效指标：测评》中，多伦多大学将“外延性服务以及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作为一项评价学校工作的绩效指标。在这个指标下列了三个测评方面：外延性社区服务、专家在媒体进行时事评论的数量和技术成果转让（这包括来自工业企业的科研经费以及成果商品化后的全部收入）。在社区性外延服务方面，学校创造各种机会让学生参与以社区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比如各学院连同许多学生组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家教辅导项目，这些项目遍及整个“大多伦多地区”。服务的对象是中小学生，涉及的科目包括：识字、算术和科学等。参与这些项目的多伦多大学的学生都是义务的，不收取任何报酬。学校还设有“社区合作中心”，专门为参与这些服务的大学生提供信息和培训。这是服务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要在省、全国范围内为公众提供知识和信息。为此，专家在媒体评论时事的次数被多伦多大学作为测评指标。有研究表明，在2003年4月到2005年4月的两年中，多伦多大学教师作为某一领域专家在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广播和电视）进行评论的数量占到全国六所著名大学（多伦多大学、阿尔伯特大学、麦吉尔大学、女王大学、大不列颠干伦比亚大学以及西部大学）的教师在媒体进行评论总和的40％，而多伦多大学有职称的全职教师数量只占这六所学校的26％。在技术转让方面，多伦多大学在16所同类型大学（包括加拿大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美国大学联合会”部分成员）中，从工业界得到的科研资助总额排第六名，而技术成果商品化的总收入排在中间位置。
二、多伦多大学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
（一）多伦多大学具有一套完整具体的规划和评估体系
大学的规划是学校在一段时间内工作的安排和行动指南。与国内大学的学校规划相比，多伦多大学的规划明显具体实际得多，没有那么多空话、套话。下面以多伦多大学2003年通过的《2004—2010的学术规划》为例进行说明。
该规划只是简短地回顾了多伦多大学的过去，总结了一下现在，展望了一下未来，然后重申学校的总体愿景、任务和价值观。接着重点提出了学校在2004—2010期间的十个具体目标。剩下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具体阐述为实现这些目标优先采取的具体措施。在这一部分，规划采取的是矩阵列表的形式，将目标与战略和措施一一对应。比如：在“加强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这一目标中。对应的战略和措施是：一是多伦多大学在国内和国际的一些极为重要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应处于领导地位。二是学校将建立一个为交叉学科教学与科研提供建议的委员会。三是学校要探索建立一种机制，使教师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将教学和科研活动转往其他学科、系，从而让教师们在自己擅长的学科之外，还可以深入了解其他的学科领域。四是学校要设立或提高科研孵化器基金，教师可以凭竞争为自己交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项目争取种子基金。五是学校要重点和协调发展创意性和表演性艺术。六是学校要发展一定数量的环境方面的重点项目。七是学校要为一些交叉学科项目中的多学科联合设立一定数量的职位，当然这些职位要竞争上任。
只有现实具体的规划才能发挥规划的真正作用。规划具体了，学校现实的工作才能具体，学校的发展才能落到实处。然而仅仅有了具体的规划是不够的，美轮美奂的规划是否能实现才是最关键的。这就需要有同样完整具体的评价体系来评价学校在一段时间内的业绩。对于大学来说，没有一个严格具体的评价机制，再好的规划也是流于空谈，而且不利于调动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的积极性。所以应该说大学的评价机制是大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这里的评价机制特指大学内部的自我评价机制。大学外部的评价对于大学来说是被动的，大学内部的评价是主动的，它更加突出了大学在治理中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能力，从而也更加有利于学校未来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具有十分完善的自我评价机制。多伦多大学每年都发布一份自我评价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根据学校的规划，对学校一年来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估总结。多伦多大学的自我评价有三个特点：第一，具有全面、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的选定是衡量一个评价体系是否科学的一个重要依据。全面、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的设定是成功的评价的重要保证。第二，让具体数据说话。这是现代大学评价量化趋向的一个具体体现。多伦多大学自我评价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具体量化。指标量化提高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第三，在比较中评价。单纯地将指标量化，堆砌一些数据，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数据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真正说明问题，否则就变成了大学自我夸耀、自我陶醉的资本。正是比较增加了数据的表现力，使评价能够更加贴近真实的现实。既表现出已有的成绩，同时也反映出差距，从而触及学校发展的薄弱环节。这才是自我评价的终极目的所在。
多伦多大学自我评定中进行的比较可分两种：一是学校内部的纵向比较，即依照时间，将当前数据与以往年份进行比较；二是学校之间的横向比较。多伦多大学横向比较的对象包括加拿大国内的研究型大学以及“美国大学联合会”成员。下面以多伦多大学2005年的评价报告为例对多伦多大学的总体业绩评价体系加以简单说明。
多伦多大学2005年评价报告分三个部分：一是对学校总体任务完成情况的评价，这包括：学生入学平均分数、教师获荣誉情况，教师获的教学奖情况，科研产出情况、科研出版和引用情况等5个绩效指标。第二部分是重点目标完成情况。这一部分包括加强学生学习的经验；提高不同学科、不同系和部门的交叉合作能力；加强教学与科研的联系、外延性服务与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平与多样化等五个重点目标，共17个绩效指标。第三部分是学校重大行动的完成情况。这个包括：招纳、保留和认可优秀教师、职员和学生；增加教职员工的经验；建设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发展学校信息管理以及获取和分配资源完成情况等五方面，共23个绩效指标。在每个指标下面都包含三部分：指标的绩效相关性描述（即为什么选这个指标），有关指标的数据图表以及绩效评价。比如在评价学校总体任务完成情况时，有一个指标是教师教学奖获得情况。在绩效相关性中。报告指出：外部的教学奖获得情况说明了教师在教学方面的成就。著名的3M教学奖是对本校优秀教学的认可，更是对本校在加拿大大学中教育领先地位的认可。
在论文发表和引用这一评价指标中，报告给出了多伦多大学与“美国大学联合会”成员大学以及加拿大十所著名研究型大学比较的数据图表。在绩效评价中对此给予了简单地肯定：“多伦多大学所有科学学科在SCI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连续三年在‘美国大学联合会’中的公立大学和加拿大十所研究型大学中排名第一，当算上私立大学时只有哈佛大学超过了多伦多大学，而在SCI引用数量方面，多伦多大学排名第二。”
从以上可以看出多伦多大学的自我评价体系的全面完善和具体实际，对于我国正在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大学来说。这是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方面。应该说建立这样一个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检验效力的评价体系是我国大学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跻身世界一流的必经之路。
（二）多伦多大学的治理模式颇具特色
多伦多大学的治理结构与北美的许多大学不同。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大学都是教授会与董事会双向治理，而多伦多大学是将二者合一的单一治理。这种将教授会、董事会合一的治理模式开始于1972年，后来经过多次的评估改革演化成今天的形式。多伦多大学将原来的教授会和董事会合并起来后成为“治理理事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全权管理学校的学术、财政及其他学校事务。多伦多大学的治理模式有着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多伦多大学的“治理理事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理事会共有50名成员，其中25人为校内成员，25人为校外成员。校内成员包括12名教师、8名学生、2名行政职员，再加上一位校长及其手下的2名高级管理人员。校外成员包括16名来自安大略省政府的雇员以及8名校友和校友选举产生的一位名誉校长。由此可以看出多伦多大学的权力机构是由校内校外各个利益攸关者的代表构成的。决策机构成员广泛的代表性，一方面使学校的各个利益攸关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另一方面对大学来说，使得大学在学术自治与政府问责，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能取得平衡，从而能够在自身与社会之间寻求一种和谐的发展道路。
第二，多伦多大学的“治理理事会”权力分散、职责清晰。“治理理事会”对许多事务拥有最后的决定权。该理事会下设一个“行政委员会”，其职责是决定“治理理事会”的日程安排；评估下面委员会的建议，确保调查全面、考虑周全；批准“学术事务理事会”的决定。“行政委员会”下面设有三个理事会：“学术事务理事会”“行政事务理事会”和“学校其他事务理事会”。“学术事务理事会”主要负责为大学学术方面事务提供政策建议。该理事会的成员是由“治理理事会”的部分相关成员以及部分教师构成。由于“学术事务理事会”的成员没有占到“治理理事会”成员的大多数，因此除了一些纯粹的学术事务，它可以自行决定以外，其他事务要报送“行政委员会”批准。“行政事务理事会”则在学校的人事政策、财政政策、审计以及与职员组织谈判等方面可以代表“治理理事会”，具有决定权。“学校其他事务理事会”则负责学生、校同服务以及涉及学校全体人员利益的政策事务等。这些理事会的下面还设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分委员会以及为特殊需要而建立的临时委员会。这种分层的委员会治理结构一方面使权力能够分散，避免学校事务受个人或小集团的操纵，另一方面在决策时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优势。各个“委员会都是由一组人构成，其知识、经验与判断力均较其中任何一个人高。”通过集体讨论、集体判断可以集思广益，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减少或避免决策中的不当和失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治理理事会”的成员并非都是“治理理事会”成员，而是吸纳了不少教师、院系的负责人参与学术事务的政策制定，从而突出了教师在学校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多伦多大学治理机构具有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自1972年建立后。多伦多大学的“治理理事会”进行了四次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改革。第一次是1973—1974年，主要是针对理事会的规模，成员的构成进行了变动。第二次是1975年，“多伦多大学教师协会”批评单一制管理制度建立以来使得学校校级行政的权力以及复杂性都大大增加，以系主任、院长为首的基层权力减弱。理事会的构成使教师在学术事务以及学校的长期规划、资源分配等事务中的作用严重减弱。教师协会要求增加当时的“规划和资源委员会”和“学术事务委员会”中学术人员的数量。理事会接受了这一批评，修改了委员会和分委员会成员的纲要，扩大了教师成员的比例，促进了教师对学校事务治理的参与。第三次是在1976—1977年。这一次是“治理理事会”主动对实行单一管理制度五年来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外部评估。这次评估确定了理事会运作的重要原则，那就是“通过对于宽泛政策事务的决断及其引导功能来行使权力”。这样理事会虽然保留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力，但一般情况下。它只是对呈交给它的事务做出批准、否决或复议等判断。这样就将理事会的职能限定在政策决策上，避免它决策的同时又参与实际政策执行，这是规范理事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第四次在1987—1988年其间，当时理事会邀请了麦吉尔大学的一位教授专门对学校的治理结构和效益进行调查研究。这位教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学校的治理结构仍然招致了许多不满，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学人员、院长主任的参与治理不够以及学校中央行政部门因所有的政策动议都由其发起而不堪重负。这次调查研究后，理事会进行了大幅度的结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变动是将原来的“学术事务委员会”以及“规划与资源委员会”合并为现在的“学术事务理事会”，而且规定其成员多数不是“治理理事会”成员，而是广大的教师、基层学术领导，如系主任、院长等。这一改革大大增加了教师等学术人员治理学术事务的权力，同时也减轻了行政部门参与一切动议的负担。由以上“治理理事会”的改革历程可以看出，多伦多大学的治理结构不但对于外界的批评意见反应十分灵敏，而且具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是一个有活力的治理结构的标志。
多伦多大学能够成为享誉世界的名校与其在办学方面所独有的特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国在进行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应该对世界名校的这些特质进行充分研究，从而能够在实践中合理地、恰当地进行利用和借鉴。（2010年10月 作者系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化与高等教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