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计划战略，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历史性地将农业农村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优先位置。2019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要求涉农高校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为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

国家战略发展调整势必引发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回应性变革，高等农业教育领域围绕如何发挥教育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如何抓住“三农”优先发展的重大契机谋求高等学校引领性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在激烈的讨论中逐步形成了发展“新农科”教育图景。“新农科”是适应全球新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需要，以服务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需要为己任，变革和发展传统农科的知识体系、学科专业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构建能够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等农业教育新体系。为加快推进“新农科”建设，有必要对“新农科”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基本特征及发展路径做深入理论分析。

一、发展“新农科”教育的使命与要求

纵观世界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任何教育形态的变革都是教育组织适应社会需求的产物，伴随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浪潮，高等农业教育在现代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功能日益凸显，国家对农业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高等农业教育要重塑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应对教育变革和农村社会转型引发的挑战，发展“新农科”教育成为农业院校应对农业农村创新驱动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高等教育变革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四大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更新、由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换、由资源节约型向技术集约型转换、把人口负担转换为现实生产力。

高等教育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塑人才培养结构与模式，促进高等教育体系结构与国家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改革重点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市场为导向转换资源配置方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持续性存在，高等院校的层次、科类、布局、知识和能力结构无法反映市场选择和市场导向，造成供需双方结构性矛盾。高等教育一定要引入竞争机制，以学生、劳动力市场、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求为出发点，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二是以产业为导向调整学科结构。目前多数高校的学科架构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信息社会所需的新兴学科点供给不足。高等教育应提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产业融合度，培育新兴学科，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升学科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贡献率。

三是以需求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多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侧重现有知识结构再生产，研究和创造知识的课程设置与培养理念严重欠缺，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弱化。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农业院校要顺应高等教育变革的浪潮，适应农村社会转型需求，大力改造升级传统农科体系，优化学科专业结构，积极发展“新农科”教育，促进学科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与产业竞争优势。

（二）农业农村发展的客观需求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换阶段，现代农业的基本问题是现代要素替代传统要素，运用现代农业科技推动农业循环发展与持续增长。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从理念导向来看，突出质量为先的内涵式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统一；就发展目标而言，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总要求，突显产业、生态、文化、政治与生活五位一体；从功能取向分析，由经济功能为主转化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多功能协调统一发展，如休闲旅游农业、智慧生态农业的发展及乡村治理结构优化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的多种价值和功能；从经营方式分析，从农民单一化生产模式向整合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一体化的经营方式转变，形成较为完整的价值链与产业链，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专业批发商+农户、农超对接等产业组织形式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2019年，中央财政拿出50亿奖补资金支持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目前已批准创建国家级产业园62个，创建了1000多个省级产业园和一大批市县级产业园；从要素投入分析，农业农村发展依赖的人口红利、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物联网、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现代技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贡献率不断提升。2019年，全国175个县开展了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300个县实施化肥减量增效计划，150个县推进病虫全程绿色防控行动，250个县推广旱作节水高效技术，325个重点县开展整建制推进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面对农业发展新趋向，高等农业教育要重构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颠覆原有体制下固化的单一性知识生产模式，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下农业知识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新农科”教育，实施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推进人才、技术供给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趋势相适应。

（三）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整体上达到世界中上水平，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高等农科教育规模也取得飞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高等农业教育的第一大国。

但是，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依然严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规模与结构不平衡。2015年，我国农科各级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137523人，为美国的2.6倍，其中博士毕业生规模是美国的1.6倍，毕业研究生规模是美国的2.5倍。规模扩张在促进教育大众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教育结构同质化，表现为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发展定位、课程体系等日益趋同，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千人一面”。

其次，学科与农村发展不契合。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学科布局建立在农、林、牧、副、渔狭义的农业划分基础上，传统农科占据主导地位，新兴学科发展滞后，不同农业学科之间、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之间、农业学科与人文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不足，学科水平与结构无法支撑现代农业农村发展需求。

再次，人才供给与农村社会需求不相适。高等农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建立在传统农科教育模式和学科分类基础上，学生人文素养普遍弱化、学科视野比较局限、基础功底虚化、个性化发展严重压制，制约了现代新兴农业发展需要的跨领域、跨行业和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供给。实现高等农业教育强国梦要冲破三大藩篱，以农业农村创新驱动发展为契机，构建教育新理念与新模式，培养特色型、创新型和复合型新时代新农人，促进教育与社会发展的互惠共赢。

二、“新农科”教育的内涵特征

“新农科”教育是高等农业教育融入产业技术革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谋划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培育新兴专业增长点，促进传统农业学科与新兴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兼具人文精神与以信息技术、人类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知识范畴的科学素养基础上拥有思考力、行动力、创新力以及全球胜任力的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和实用技能型卓越农林人才。

（一）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

按照系统论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具有内在关联多项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决定整体功能的不仅在于构成的要素，而且取决于各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系统内部层次结构的优化有利于整体功能的发挥。“新农科”教育的知识体系强调从系统论视角研究农科知识各要素相互联系的机制与规律，注重发挥知识之间的合力，获得最佳系统功能，回应与解决农业创新性和融合性发展。

一是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知识交叉。“新农科”教育势必引发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通过打破原有学科化、等级制的知识生产方式的束缚，形成跨学科、异质性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模式强调利用新型生物、信息、制造、材料、能源、社会科学知识改造提升传统农科知识体系，促进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建立交叉学科群。

二是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知识的贯通。梅贻琦教授提出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在“新农科”教育中具有适用性，“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如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新农科”知识构成应当以通识为本，在通识基础上发展专识，积极探索“通专融合”发展策略，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和创新精神。

三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知识的交互。科学是立事之基，人文是立人之本，“新农科”教育提倡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并重，培养的人才不仅应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同时应具备良好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新农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倡议者，营养健康与环境保护者，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人生价值。

四是基础知识与前沿知识的融合。“新农科”教育注重基础知识与前沿知识相贯通，质量标准与产业需求相结合，“确保教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教学，教学目标由再生产已有知识转换为研究和创造知识”，促进知识创新与农业产业更新升级相衔接。由此可见，“新农科”知识的系统性要求高等院校打破原有知识之间的藩篱，逐步建立起跨学科专业课程知识模块，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机制和整体效应的发挥。

（二）组织结构具有脱耦性

脱耦是指抽象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关系由强关联变成弱关联，强相关的关联双方关系相对固化，弱关联中的关系呈现动态的调节与变化趋势。传统高校内部院系（部）专业设置建立在学科划分基础上，学科与院系设置呈现强关联的耦合关系，这种固化单一的传统专业设置模式将学科资源固化在彼此分割的行政院系，难以支撑跨学科研究项目，阻碍了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教育组织体系要由封闭向开放兼容合作方向转变，逐步走向学科专业建设与组织建制脱耦的方向。

一方面，“新农科”教育促进不同学科互动关系的强度和密度日益提升，进而引发传统院系组织结构持续创新，专业团队与跨学科机构相配合，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虚拟跨学科专业组织模式应运而生。“作为知识共享、集成的创新平台模式，虚拟组织有利于突破创新资源要素的边界约束重构核心竞争力。”如华中农业大学成立的生物医学中心是由生物学科、农业学科、动物学科等相关院系和关联学科组成的虚实结合的典型代表，该中心设有专职行政岗位与编制，专业团队成员的人事关系则保留在原学院，成员依托该组织实现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交互、整合与共享。

另一方面，从“新农科”发展战略目标出发，结合“大类”招生背景，遵循“大学科”发展理念，推进跨校、跨院、跨专业的实体组织的交叉重组与动态调节，构建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聚焦各方资源加大彼此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形成知识的融合和整合效应。如在世界高等农业教育重构过程中，瓦赫宁根大学（WUR）组建了农业技术与食品科学、植物科学、动物科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五个学部群（Group），鼓励学科之间的交叉合作。

总之，高等农业教育组织结构变革是发展“新农科”教育的先决条件，不同组织层级要在脱耦过程中找准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价值追求与关键活动，致力于“建立跨学科性科学问题发现机制，推动相关学科之间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知识整合关系”。

（三）办学类型具有异质性

异质性概念源于自然科学，原意是一个细胞或个体含有不同遗传背景细胞质的现象，后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要是指一个群体里面个体特征差异的程度，异质化程度越高，群体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越丰富。“新农科”教育要避免陷入同质化陷阱，探索办学定位的多层化、学校建设的特色化、人才培养的多样化以及评价标准的分类化，激发高等农业教育整体创新能力。

坚持办学定位的多层化要求学术型大学、应用本科型高校和职业技术高校百花齐放，办学模式、办学风格、专业设置、学科架构、质量要求等百家争鸣，实现不同办学层次高校的错位发展与优势互补；坚持因校制宜的特色化办学之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特色学科，积淀差异化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领域争创一流，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高等农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战略取胜，适应农业创新驱动发展新要求，培养引领农村发展的高层次高水平的拔尖创新型农科人才，适应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求，培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复合应用型农科人才，适应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建设要求，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具备实用职业技能的农业建设人才；构建分类化的高等农业教育评价体系，要打破单一的学术偏好的评判标准，革新程序化的评价方式，建立分类分层评价体系，推行非标准化的评价方式，“突出‘学生中心'理念，坚持成效导向，提升学生在质量评价中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综上而言，“新农科”教育应该在中国现实土壤中开创一个“万马奔腾、齐头并进”的多元局面，坚持差别化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原则，促进各类型、各层次高校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四）利益相关者具有嵌入性

波兰尼用“嵌入性”概念阐释经济制度与非经济领域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一切人类行为都是社会性地形塑和定义的，嵌入性关系程度越深，彼此之间越易达成互利性合作关系，该理论强调运用社会现象之间相互依附性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

“新农科”教育是嵌入在由社会、制度、产业、文化、政治、历史等多重因素所构成的场域之中，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构成了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决定了教育发展的趋向与效用。一方面，关系性嵌入塑造了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动机与预期，并致力于培育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新农科”教育更加注重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促使利益相关者之间原本松散型的弱连接关系转变为紧密型的强连接关系。发展“新农科”教育要改变传统“以大学为中心”的观念，同时考虑国家、社会、学生个体、教师学术团体、捐赠者以及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相关利益者的价值诉求，耕犁出服务产业经济、迎合国家需求与满足学生专业知识和价值实现、教育机构自身变革相契合的建设之路。另一方面，高等农业教育嵌入在国家发展战略、社会治理方式、政策取向特征等要素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中，高等教育发展被烙上了国家意志的印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力量的直接推动，教育发展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色彩。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社会发展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这些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引发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内生性变革。高等农业教育要主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农科”的概念特征、培养理念和培养模式进行专题研究，探索实施“新农科”教育。

（五）发展方向具有引领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5年提出建立“前瞻性大学”理念，继而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了“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重大哲学命题，要求高等教育组织应超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的传统职能，而应当成为地区、国家乃至全球问题的自觉参与者和积极组织者。

发展“新农科”教育要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应当领先于社会变革，主动出击，在乡村振兴计划中发挥引领性作用。首先，与传统农科教育服务于农村社会的发展理念不同，“新农科”教育发展既要服务于农村社会发展又引领农村社会前进。高等农业教育机构应走出象牙塔，在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既要保持基本的理性和学术价值，又要善于将国际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先进经验与我国农业教育的优良传统相结合，更加自信地以其新思想、新知识和新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政治引领、产业引领、文化引领和教育引领”。其次，“新农科”教育应以内涵式发展为基本要义，坚持把高质量与特色化作为发展主线，以质量提升传统农科发展为价值追求，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农业教育质量文化、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着力建设“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才”示范引领基地。再次，瞄准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和本领域国际主流发展方向，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构筑高等农业教育对外交流合作的新格局，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探索人才、科研、办学等要素的深度合作机制，借乘“新农科”发展之东风，助力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站在世界教育舞台中央，引领全球高等农业教育发展。

三、发展“新农科”教育的融合性发展路径

“新农科”教育要紧紧围绕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任务，以科技创新为基础，以服务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新时代新农人为目标，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从培养理念、知识体系、办学模式和组织构架等维度，构建面向新时代的农科高等教育体系。

（一）更新理念,实现通专人才培养契合

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在“新农科”教育发展中探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农科与新兴农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融合的机理，致力于实现全人培养和跨学科人才培养目标。首先，注重将学生认知发展与人格发展相结合，“新农科”人才培养要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要充分满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对人才专业知识能力的需求，塑造担负乡村振兴重任且具有扎实学识的“新农人”；其次，基于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营养健康、生态文明和传统农业等知识领域进行跨学科设计课程教学目标和授课内容，旨在培养农业高等学校学生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使其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方面的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性农业农村发展问题。再次，课程讲授更为凸显文化传承功能，注重对农科课程门类发展历史的探讨，在专业知识讲授内容中贯通学科发展历程、世界趋向及其与人类、自然和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逻辑关系等人文素养方面的知识点，培养农科院校学生的历史性思维、辩证性思维和全球化视野。

（二）创新知识,推进知识体系交叉融合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与我国农业农村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引擎，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体系的创新。

首先，以农业生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最优化和良性运行为目标进行传统农科知识的改造重组，注重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综合性和实践性，打破因学科划分造成的孤立化、碎片化的知识界限，按照农科知识内在逻辑强化农业相关子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着力于构建“新农科”知识生产机制，并通过持续创新的知识生产实现传统农科知识的转型升级；

第二，将农业学科知识置于世界农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中，通过强势农业学科带动发展新兴交叉学科，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大力发展“遥感农业”“精准农业”“大数据农业”和“智慧农业”等，确定“新农科”知识创新重点领域：人类营养健康与食品科学、新兴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农业生物技术与循环农业、乡村绿色发展与现代化管理、农业信息技术与智能装备以及农业全球化等，推动农业学科专业的综合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积极发展生物医学与健康、信息科技与智慧农业、生态环境与绿色发展等新兴交叉学科；

第三，以融合多维度多层次农科知识为突破口，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形成跨学科思维和研究范式、概念工具与创新思路，探索超越单一学科方法论的复杂性问题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为全面认识农业系统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与分析框架；

第四，围绕农业产业链部署高校知识创新链，把农业科技创新真正落到农村产业发展上，提升农科知识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寻求学术逻辑和市场轨道的平衡点，强化农科知识生产能力与产业发展动力的相互促进，以高科技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升级改造。华中农业大学经过多年的探索，提出探索出“围绕一个领军人物，培植一个创新团队，支撑一个优势学科，促进一个富民产业”的特色发展模式，连接起领军人才、团队、学科和产业。

（三）变革模式,促进办学分层分类交合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是高等教育机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教育发展规律，实行自我优化、自我发展的模式。

“新农科”教育要注重发挥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差异化的功能，农科优势部属高校、综合性涉农高校、地方涉农高校在农业人才培养、农村科技创新和农业新业态、新模式转型发展中分别发挥主导关键作用、引领示范作用及推广支撑作用，力图通过差异化功能促使高等农业教育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探索构建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相适应的高等农业教育区域发展模式，推动高等农业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布局有效对接，与产业链布局紧密结合，坚持产学研相结合，在服务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凝练学校的优势和特色，不断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和方向；从法律规范层面赋予高等农业院校办学自主权，确保高校办学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自我治理权限，充分发挥市场竞争要素在农业高等教育领域的杠杆作用，构建农科院校规模、结构、布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新农科”教育体系分类分层发展。

（四）重组结构,打造虚实组织纵横结合

发展“新农科”教育要对传统学科组织结构进行改造，探索适应跨学科知识研究的组织形式。从构建方式上，现阶段应以学校层面自上而下决策模式进行跨学科组织整合，由学校统筹聚合传统学科、跨学科和新兴学科之间关系，“通过建立良性培育、评估和可持续发展机制来统一协调和有效配置学科资源，实现跨学科组织的优胜劣汰，从而打造卓越的跨学科研究”；从组织形态上，采取虚拟跨学科组织和实体跨学科机构两种模式，虚拟跨学科组织依托信息技术平台，一般采用“核心固定成员+外围流动成员”模式，可以吸合校内外异质资源达成知识联盟，外围资源包括农业科研院所、大型农业高新企业、国外农业研究机构等，其研究成员在信息平台进行跨学科研究交流。实体跨学科机构一般分为依托院系和相对独立两种形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设施设备、实验室设备、科研人员等资源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依据研究领域和学科学校实际发展状况选择发展模式；从制度保障上，在职称晋升、薪酬奖励、成果评价、项目评审、人事聘用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突破原有学科界限，依据不同的跨学科组织模式进行制度创新，利用政策激励机制赋予跨学科组织弹性发展空间；从组织功能上，跨学科组织应发挥教育与科研双重功能，通过提供结构化的跨学科课程、以项目制形式吸纳大学生参与跨学科研究、制定跨学科农业人才培养方案、赋予部分机构硕士和博士招生权等，促使其在生产跨学科知识的同时担负起培养跨学科高等农业人才的教育功能。（2019.12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第三十五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