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高等教育强国的产生总是与单个大学的组织创新密切相关，柏林大学改制造就了德国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大学积极引入科教融合理念，开创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先河。所谓科教融合，就是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完美结合，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的教育。根据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经费的获得和博士学位授予的数量上，处于高等教育系统金字塔的顶端。应该说，在观念的开拓上，霍普金斯大学积极引入德国大学的精神和原则，结合美国本土文化，形成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上，霍普金斯大学成功地推进了科教融合的结构化，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制度根源。
一、霍普金斯大学的院校史考察
通过梳理霍普金斯大学的院校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驱是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走在当时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前列的。霍普金斯大学的院校史分为筹建、辉煌、低谷和复苏四个阶段。
1.霍普金斯大学的筹建（1867-1876年）
这一时期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并确立办学理念的阶段。霍普金斯大学由私人基金创立。1867年，美国马里兰州的银行家约翰·霍普金斯在巴尔的摩注册成立了两个法人机构：一是筹建一所医院，一是筹建一所大学。1870年，法人机构成立董事会，医院和大学的筹建进入实质性阶段。1873年，霍普金斯逝世，留下了大约800万美元的遗产，除了留给自己亲属的100万美元之外，他将其余的700万美元平分给了筹建中的医院和大学，并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医院归属于大学，作为大学的临床教学附属医院。霍普金斯去世后，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积极运作以实现捐赠者的遗愿。这个由巴尔的摩最有声望的12位绅士组成的董事会，尽职尽责，分别走访了美国国内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欧洲的一些著名大学。每到一处，董事会成员都虚怀若谷地向每所大学的校长请教建校事宜，并征求他们对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人选的建议。经过董事会成员的不懈努力，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丹尼尔·吉尔曼成为所有董事会成员认可的首任校长的最佳人选。1874年10月，董事会向吉尔曼发出邀请信，以8000美元的年薪邀请他就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1875年2月22日，吉尔曼正式接受董事会的邀请，出任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在他的积极主张下，学校模仿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先驱——德国柏林大学的建制，汲取其“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理念。1876年9月，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以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的身份宣告成立。鉴于吉尔曼校长和霍普金斯大学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深远影响，每年的2月22日成为美国很多大学公认的新校长就职典礼日。
2.霍普金斯大学的辉煌（1876－1890年）
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后，确立了科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和以博士教育为主的教育模式，在19世纪末迅速步入辉煌时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学”，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在全美广泛传播。学校遵循德国模式，百分之百地投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只是基于兼顾巴尔的摩地方需要和部分董事的影响，招收少量的优秀本科生。在第一年，霍普金斯大学招收了54名研究生、23名本科生，在其创办的十年和二十年之后，这一比例分别是1：0.5（研究生184人，本科生96人）和1：0.4（研究生406人，本科生149人）。在这一时期，霍普金斯大学高薪聘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科研设施，让他们安心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以高淘汰率录取成绩优异的学生，给他们提供优厚的奖学金，使其安心地学习生活。毕业生在各个领域表现出色，有研究显示，1926年，在美国的1000名杰出的科学家中，就有243人毕业于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得益于由研究生院、博士学位、客座教授制和奖学金制度等构成的一整套培养模式，反映了研究生教育与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关系，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早期典范。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些措施今天已经成为全美各大学的基本准则。19世纪末，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老牌名校都唯霍普金斯大学马首是瞻，使其很快成为美国大学竞相模仿的榜样。不久，这些老牌名校也得其精髓，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大学，最终使美国在20世纪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新中心。
3.霍普金斯大学的低谷（1890－1956年）
辉煌的历史常常成为后续改革的包袱。由于科教融合理念在创建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强大的积极作用，霍普金斯大学在确立了自身标杆的同时又使之成为其后续改革难以逾越的坎。霍普金斯大学在20世纪上半叶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学校发展跌入低谷。遵循德国科教融合的传统，霍普金斯大学所理解的“科”是排斥应用的“纯科学”，“教”主要是研究生教育，对扩大本科生教育规模和为企业提供有用科研成果的社会需求反应消极。1889－1901年间，由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研究生奖学金的支出和科研经费、社会捐赠减少导致学校办学经费困难，未能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忽视教师待遇，缺乏直接服务社会的意识，特别是该校办学模式的迅速扩散出现了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甚至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老牌名校也追随霍普金斯大学纷纷加强研究生教育，结果使霍普金斯大学失去了一枝独秀的格局，霍普金斯大学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在1914－1956年的42年间，霍普金斯大学有32年出现财政赤字。在1929－1946年间，学校仅建造了一栋新楼；教师待遇越来越低，无法引进高层次的教授，原有教师也在另谋出路；研究生奖学金不断降低直至被取消，使得一些学习优秀但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另外，20世纪上半叶，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在1928－1929年，学生规模达到了学校成立之初的20倍，学生规模的扩展进一步稀释了大学优质资源。霍普金斯大学只得望而兴叹其他大学的逐步崛起直至超越自己。1900年美国大学联合会的成立及其发挥的领导作用，标志着作为一个自觉群体的研究型大学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出现。
4.霍普金斯大学的复苏（1957年至今）
1956年，时任美国第34任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弟弟密尔顿·艾森豪威尔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上任后，密尔顿对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发现学校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资金窘迫，学术人员近亲繁殖，本科生规模太小，排斥实用学科，董事会年龄老化等。密尔顿在其任上的11年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使霍普金斯大学再次复兴：拥有充足的财源，精良的教师队伍，优秀的学生群体，蒸蒸日上的校园气氛。随后，虽然学校没有长期保持这样的风光，时有起伏，但相对于创立之后的辉煌和低谷，学校进入缓慢的复苏和发展阶段。1994年，时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布罗迪和教务长库伯批准成立了“21世纪委员会”，在全美率先调查和研究高等教育改革方向。委员会对大学进行了极富想象力和批判性的考察，认为21世纪的大学将相互影响，与外部有广泛的联系，同时将非常重视目标凝聚与内部合作。学校遵循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强化校内外的学术、学科横向合作，整合专业教育项目，建设坚实的信息基础，推进大学国际化进程，强化本科生教育计划，增强对社区和公民的注意力，提高大学效率与绩效，夯实大学未来的财政基础等。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霍普金斯大学不断吸纳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对学校发展进行调整和改革，致力于使自己变得“更大、更丰富、更多样化”。
二、美国研究型大学制度创生的动力机制
大学制度创新常常是关键行动者在地方性制度环境制约下对外源性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选择和转化的过程。霍普金斯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源头，与当时美国的制度环境和关键行动者的努力密不可分。科教融合的理念能顺利地融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因为这种理念能满足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地方性制度环境与行动者互动的角度探讨科教融合理念在美国的扩散和转化，有助于理解研究型大学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
1.美国研究型大学创建的社会环境
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使得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诸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南部种植园奴隶制被摧毁，资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美国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美国工农业生产得到飞速发展。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高等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社会对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级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通识教育难以满足社会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研究生教育被提上了日程。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不仅要求大学继续保持对应用科学的较高兴趣，而且希望大学更加注重对基础理论的研究，从而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持久的科技创新动力。但此时的美国大学，无论是老牌殖民地学院还是新建州立大学，都只注重“扫盲性”的通识教育，对专业教育持消极态度。“旧式教育体制难以造就足够数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求。工业发展不仅要求教育机构保存和传递知识，而且还要从事研究以扩大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需要已迫在眉睫。事实上，在当时，创办享有世界声望的大学被视为事关民族尊严与发展的大事。
到19世纪中期，科学的迅速发展促使大学课程更加广泛、更加专业。广泛而专业的课程有助于开发国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专业教育也吸引了新兴阶层的学生。在此背景下，有识之士呼吁美国需要一所真正的大学。“美国社会上那些熟悉欧洲教育模式的人们认识到美国大学的课程仅与欧洲古典中学的课程水平大致相当；而高级学习应如德国大学那样在美国的学士学位获得之后进行。因此，高级教学和创造性探索只能与研究生水平的教育相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创造了一种制度环境。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的刺激使大学对以前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形成一种潜在的接纳。1885年以后，中产阶层家庭认为自己有足够多的财富，能够花费在孩子的教育上；而且他们为了寻求社会地位的巩固，需要大学提供给他们直接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事实上，学生们也需要放弃古代语言的神秘仪式，学习实用的学科，为最终的职业作准备。19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有着职业倾向的学生没有成为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客户，但在此以后，这部分学生越来越多，成为研究型大学相对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在1920年之前的15年间，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人数从约25000人增加到41000人。规模是制度形成和扩张的重要保障。
在192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差不多具备与现在相像的形式。它们与一般的经济或文化机构不同，从关注狭隘利益和地方顾客的地方性组织变成与国家的交流网络整合一体的科层组织。这些研究型大学已成为教育产业集团，具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吸纳能力，旨在为最重要的国家市场生产最有价值的产品。
⒉科教融合理念在美国大学的扩散
后发性高等教育体系在大学制度创新时都会吸收正统的标准和组织模式，引入成功高等教育体系的理念和实践。19世纪末是美国“大学化时期”，这场运动是以师法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发端的。19世纪20年代，继学习英国和法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后，德国脱离宗教影响的、以科教融合原则建立起来的新型大学——柏林大学成为美国建立现代大学的基标和榜样。事实上，在美利坚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国民中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本国在高深学术研究领域尚处于不发达状态。作为世界学术中心，德国模式成为美国精英的首选。事实上，这种选择是在综合审视英、法、德三国实践基础上作出的谨慎抉择。“德国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对世界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无可争议的榜样与示范作用，而美国便是最大的受惠国之一。”19世纪下半叶，大批美国学生赴德国各大学学习深造，德国学者广泛执教于美国各大学，科教融合的理念对美国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德国观念深深地嵌入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而之前英国和法国的大学模式则在美国社会逐渐式微。霍普金斯大学从诞生之初便作为最具有德国元素的大学而存在，这些元素也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制度根源。
文化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创造过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生是把源于德国的大学理念进行剪裁并与美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18世纪的德国大学在欧洲大陆已居于领先地位，1810年柏林大学创立之后，德国大学模式更是成为世界大学的基模。在1815－1914年间，大约有九千到一万名美国人赴德留学。在19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德国大学为美国发挥了研究生院的作用，没有在德国留学经历的大学领导或重要学者极为罕见。德国大学的文化意义就是将科学研究与人格发展结合起来。德国的学术理想并不是把冰冷的抽象分析作为所有思想的模型；恰恰相反，它是以能够为更大的人文科学的教化作为其贡献目标的。这与美国注重人格塑造的自由教育传统是暗合的。这种观念促使美国教育界形成了一种共识：科教融合。应该说，德国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模式在传入美国之前都经过了重大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美国的环境。作为美国的教育改革家，吉尔曼校长把纯粹的科学研究、追求真理和人文主义的人格塑造理想融合到一起了。德国的研究生研讨课正是从事这样的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所——这是德国大学把科学研究与人文主义的理想相结合的最佳模式——它强调了教授的个人兴趣、原创性科学研究、个人的创造能力，以及批判方法的训练。这些都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有益的制度元素。
霍普金斯大学继承并发扬了德国大学重视学术的传统。教学和研究的天平，在19世纪中期早些时候严重向前者倾斜，而随着研究带来的金钱和声誉的增长，天平开始倾向另一端。霍普金斯大学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发展研究本身，而是要提供一种能与德国大学相媲美的高水准教学。在一种值得信赖的高水平的美国哲学博士学位的标准化方面，霍普金斯大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70和80年代，霍普金斯大学比耶鲁和哈佛大学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到1890年，美国制造的学者开始把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带到全美所有的主要大学当中。研究生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霍普金斯大学比其他美国同时代的大学更加积极鼓励其师生进行独创性的探索。通过学术杂志的创办，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成为他们各自学科的先驱。更为重要的是，霍普金斯大学扩大了美国高等教育可能的范围，也扩展了教育家的眼界，使之关注大学的研究功能。正如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所感叹的，最初他从哈佛学院的观点来看待高等教育，认为德国风格的大学对于哈佛的新生来说格格不入。在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之前，埃利奥特不敢想象除了哈佛模式之外还存在别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作为一种已有本科学院的补充，哈佛模式满足的是一群范围明确的赞助者。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现使得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老牌名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优越感和特权遭到削弱，与之相应的是，来自霍普金斯大学的这种挑战很快成为哈佛大学发展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一种激励。在19世纪80年代，霍普金斯大学确定了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标准，几年之后，它的理念在相当程度上被其他的主要大学所分享。霍普金斯大学的成功使其他大学竞相效仿，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老牌名校也开始重视研究生教育，还出现了克拉克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学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出现了研究型大学遍地开花的局面。到1900年，美国有1150所大学开设了研究生课程，其中三分之一的大学开课了博士学位课程。与此同时，由于霍普金斯大学过于注重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对应用研究和本科生教育关注不够，制度的惯性使其未能积极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特别是没有紧随形成于19世纪末的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前期的辉煌成为改革的障碍。那些效仿霍普金斯大学模式的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卓越表现，结束了霍普金斯大学一枝独秀的格局，霍普金斯大学在确立了自身标杆的同时又使之成为其后续改革难以逾越的坎。
⒊关键行动者的策略性选择
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标志着一种新的研究型大学的观念和实践的牢固确立。新的制度形式的出现离不开关键行动者对制度环境和正统大学理念的认识、理解和选择。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初创通常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个人的尝试。霍普金斯大学的诞生与其创立者、董事会和吉尔曼校长等关键行动者的不懈努力直接相关。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者是19世纪中叶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商业银行总裁霍普金斯，他在经历了感情生活的重大挫折之后，终生未娶，将全部的精力放在生意、慈善事业和创办一所美国南方最好的大学上。霍普金斯家族早年凭借烟草种植和航运发迹，为马里兰州早期的大奴隶主。18世纪末，霍普金斯家族作为虔诚的教友派教徒加入废奴主义的阵营，使大量黑奴获得了自由，但也导致庄园人手严重短缺，家世逐渐衰败。但霍普金斯自学成才，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17岁时随叔父远赴巴尔的摩，一方面帮助叔父经营杂货店，同时学习有关商业经营的知识。霍普金斯很早就表现出杰出的经营才能，令其叔父惊叹不已。这种才能使得他在后来的商业、银行业、证券投资业及铁路交通运输业等领域获得巨大成功。霍普金斯生性内向，不喜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然而，他对社会公益及慈善事业却十分热衷，常常出巨资兴办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深受民众的敬仰。霍普金斯1873年逝世后，巴尔的摩市民对他曾作出这样的评价：“本委员会与巴尔的摩民众一起为霍普金斯先生的谢世而深感悲痛，他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繁荣及居民福利作出的贡献无人可比。他真诚而持之以恒地将他的巨大财富用于为巴尔的摩人民谋求利益，其乐善好施之举随处可见。他的仁慈和善行赢得了同胞的爱戴和尊敬。”霍普金斯在个人遭遇痛苦不幸之后，把自己失落的爱化为更宏大、更深厚的对他人、对社会的爱。这种博爱之心使得霍普金斯大学不仅“将随着人类文明的延续而永在”，也将教育和熏陶着后人，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文化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霍普金斯留下的学校董事会则使其遗愿化为现实。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拥有很好的基础：拥有当时用来建大学最大的一笔捐款，以及拥有对如何办校上几乎无限的自由。而董事会成员本身具有很高的素养，12名成员中，有10人读过大学，且拥有当地丰富的社会资源，他们都是巴尔的摩的法官、金融家、前任市长、律师等有声望、有眼光的人物。好的基础再加上积极的行动，很快推动了学校的建立和发展。董事会成员走访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密歇根、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等著名大学；有的董事甚至亲自去欧洲考察。他们邀请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等著名校长到巴尔的摩就建校事宜提供意见。这三位伟大校长的主张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的组织发展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都一致认为人比楼房重要，以致后来开学时学校董事会仅花了7.5万美元买了两栋房子作为校舍——这是正面的激励。同时由于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南方的教育水平比北方差很多，短时间内霍普金斯大学难以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刺激了董事们的自尊，反而决心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董事会还与这三位校长就学生的录取、奖学金的设置、是否招收女生、古老的课程与新兴学科的优劣、选修制的可行性、专业学院的设立以及应该建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尤其三位校长对校长人选的推荐和董事会为邀请吉尔曼所作的努力，成为决定霍普金斯大学制度体系创立的重要的、无法替代的因素。
吉尔曼的存在是使霍普金斯大学制度得以形成的要素，其后临危受命的密尔顿·艾森豪威尔则对学校组织走出低谷并持续制度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新式大学的创建者从旧式学院那里继承来的遗产之一就是让校长拥有绝对的权力。吉尔曼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欧洲游历，德国大学科学研究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回国后，他发现在当时的美国科学研究既不受尊重，也缺乏良好的条件。为此，他一直试图在美国大学倡导科学研究的精神。在任加州大学校长期间，他曾感言：“科学虽未在朝圣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可她将是加州之母。”“不是地点、建筑物、图书馆、校董事会吸引学者，而是杰出的学者吸引学者。”但由于加州大学的董事会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对学校事务干涉颇多，董事会认为他只是教师的一位代表，他的办学理念无法得到实践。加州粗鲁的居民中存在着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而吉尔曼则是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精英人物。他不得不拿出他的全部时间来捍卫加州大学的自主性。他在给一位密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加利福利亚大学……在名义上受到董事会的掌管”，但“它实际上受州议会的掌管”。当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在给他的邀请信中提到，该大学不仅拥有350万美元的资产，而且不受政府、政治及宗教势力的丝毫限制，校长和董事会拥有处理学校事务的全部权力的时候，他振兴美国大学科学研究精神的斗志再次被点燃。他欣然接受了霍普金斯大学董事会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由于吉尔曼可以相对自由地着手实施他的大学设想，所以他很快便让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并为其他大学提供了可供效法的准则。他在1876年的大学成立大会上，极力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声称追求新知识是霍普金斯大学的主要目标。上任伊始，他果断地下定决心：将学校的钱大量花在人员而不是砖瓦上。也正因如此，霍普金斯大学成为美国首个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在遭遇到区位（学校地处高等教育不发达的南部）、薪水（董事会拒绝了高于哈佛大学教授薪水的要求）等困难之后，吉尔曼大胆聘任了后来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专家学者作为学校的教授。这其中既有天才般的古希腊学者格尔德斯利夫，也有年逾花甲的资深数学家塞尔维斯特，还有青年才俊物理学教授罗兰德、化学教授瑞姆森和生物学教授马丁等人。学校为每位教授花1000到3000美元年薪聘请一位专门的助手。吉尔曼不拘一格延聘人才和保护人才的措施成为霍普金斯大学成功的关键。某种意义上来说，霍普金斯大学对于美国研究型大学制度体系的影响，就是吉尔曼对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吉尔曼使霍普金斯大学产生了一种“霍普金斯效应”，其研究生培养模式几乎被美国所有大学效仿，有近20余所大学受霍普金斯大学设立的标准的影响，每所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创建了适宜自己的研究生教育机构，那些没有直接受到霍普金斯大学影响的大学，它们的研究生教育也从霍普金斯大学那里得到了启发。当然，这种研究生教育遍地开花的局面，也使霍普金斯大学的领先地位不那么显著，失去了独占鳌头的光环。
三、结论与启示
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现顺应了美国高等教育变革的需要，直接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转型。霍普金斯大学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源头。时任美国大学联合会主席罗森兹威格认为：“这种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在美国清楚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以至于维持其存在的观点几乎无须进行仔细的讨论。”本文基于霍普金斯大学的变革史，审视了美国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创生的制度化过程。我们发现，环境与行动者的互动，促使来自德国的新理念、新实践与美国本土的政策环境、文化传统相结合，创生出新的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这种新的组织结构以其先进性吸引其他大学的关注和模仿，并在传播和扩散中不断增强合法性。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体系的制度源头，霍普金斯大学的出现是德国的科教融合理念与美国的政策环境和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科教融合的理念被整合进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之中。霍普金斯大学的制度创新，对中国高等教育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先进的办学理念必须本土化。
先进的办学理念在扩散过程中，必须与本土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制度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理念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霍普金斯大学很快成为德国大学的象征，这个近在咫尺的典范使美国人感到德国的科学既新鲜又真实。”霍普金斯大学把德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作为基本理念，把大学定位于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研究型大学。但是，霍普金斯大学理念并不是对德国理念的简单照搬，而是进行了相应的转化，其理念深深地打上了美国本土的烙印。真正使得这所大学在美国远近闻名的是它在引进欧洲制度元素时总能结合美国的情况对之进行解释和修改，当然这是一个在遭遇挫折中不断超越自我的艰难过程。不同于德国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强调研究型大学必须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正是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基础上，霍普金斯大学强化了其研究职能，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霍普金斯大学最初的八个基层学术组织中，工程学院、商业和教育专业研究院、医学、公共健康和护理学院、尼兹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应用物理实验室五个机构从事的都是应用研究。
第二，建立科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
科教融合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科教融合强调把科研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传统大学把教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唯一途径，现代大学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使之成为与教学平行的人才培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高等教育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是现代大学建立的标志。在科教融合的实施上，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如以科研水平作为教师评价的标准；推行“访问讲座制”，即聘请讲座教授来校讲学，解决研究生高水平指导教师不足的问题，有利于教师构成的多元化；设立“学习小组制”，这是一种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引进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后来发展成为让本科生参与科研的制度。这些制度不仅在当时为诸多大学所效仿，而且至今依然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规则。霍普金斯大学的制度创新对学术中心从欧洲大陆向北美转移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拓展经费来源渠道。
大学是一种资源依赖型组织，资源依赖产生了强势组织（如政府）对大学的外部控制，强烈的外部控制使大学的制度创新很难进行。只有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得资源的组织才会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自主性组织更有可能进行制度创新。所以，制度创新必须拥有相应的财政支持能力，大学组织必须获得充足而灵活的资金以支持这种新的实践。霍普金斯大学的制度创新与其充足而灵活的办学资源密切相关。尽管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上也有过财政紧张的时刻，但由于霍普金斯大学坚持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学校获取经费的能力仍强于其他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早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霍普金斯个人的遗产、股权收益和社会捐款。1889年，托马斯女士和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总裁的女儿盖莱特等人成立了全国性的“妇女基金委员会”为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筹款，条件是大学医学院必须同意招收女生，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遂向女生开放。1922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霍普金斯大学捐赠626万美元用于建立公共健康和卫生学院。除了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外，最让霍普金斯大学自豪的收益是学校科研经费和技术转换收入——这是学校为公众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办学理念的经济回报。多年来，霍普金斯大学一直从事尖端科学和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争取到了巨额的国家科研经费。一战时期美国成立了国家研究委员会，二战时期还成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以强化国防科技，霍普金斯大学的无线电近爆引信实验室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的统计，霍普金斯大学在科学、医学和工程学方面的研究开支连续30年位列全球大学第一。（作者系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教师，管理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