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中国建设“双一流”的责任和路径

马陆亭

（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战略发展部主任、研究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第一，“双一流”是一种国家理想主义，是要为中国、为中国梦、为“两个一百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支撑。在重点建设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最经济的道路。到“985工程”时期，面向世界做精心布局，“双一流”初见端倪。到了“双一流”时期，我们为民族复兴而奋斗，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将会达到历史新高度。我们要站在这个高度看待“双一流”建设。

　　第二，要将“双一流”建设经费纳入基本支出。“双一流”的影响将波及到2049年前后。项目支出重要，基本支出更重要。基本支出分两类：一是国定目标系数，二是学科系数。基于系数的基本支出办法，将会留给高校更大的自由。

　　第三，“双一流”建设存在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一流大学存在不同的办学、组织模式。在一流大学发展过程中，模式和路径很多，有学科驱动的，有整体发展驱动的，有创新驱动的。不同的模式和路径，为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中国的大学，如北大，不是要建成哈佛，而是要建成中国的北大。总之，只有扎根中国才能办好教育。

　　第四，服务社会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大发展。一流大学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实际和现实问题中发展起来的。每所大学都要为国家服务，都要紧密联系社会实践。

　　第五，学科发展的路径问题。学科生态非常重要，学科群的发展尤为重要。学科发展有三种导向：一是现实导向，哪个学科强就支持哪个，这是扶强原则；二是问题导向，解决社会发展前沿问题，按问题导向组建跨学科中心；三是未来导向，要发挥想象力，想象不出来时，就去找不同学科的教授去想，也许能创建出“异想天开”的事情。　　

人文学科建设需要文化自信

阎凤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巨大的社会转变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思考，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文化。党的十九大再次重申“文化自信”将会转变人文社科工作者的研究视角。

　　我认为，人文学科应该重视文化自信。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行，在几个月前的筹备仪式上，林建华校长提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观点，即我们的学术发展方向过去较多是重视差异，现在应该重视共同点。林校长借用这样一句话，强调当下中国哲学应该关注共同点。我认为这样的呼吁对于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过去我们的人文学科基本上淹没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下。

　　费孝通先生早年对中国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但晚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我们人文学科工作者也可能有类似的转变，无论是观察社会、解释社会，还是与世界进行对话。

　　如何理解“双一流”建设，见仁见智。我们应以立足本土为主，客观地看待自己，也应该本着谦虚的态度审视、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不要丧失文化自信，把我们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学术的方式向世界传播。

　　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时，中国带给世界的是什么？不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不同的贡献：英国在于教学和人才培养，德国在于科学研究，美国在于社会服务。中国高等教育对世界的影响，我认为在于中国文化特殊的魅力。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中国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所以中国带给世界的文化是不同于西方的。　　

抓重点、求卓越，建设中国特色一流学科

施晓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一是为什么要建设一流学科。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学科建设担负着基础性作用。学科的价值，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二是怎么去理解一流学科。第一个因素是声誉，表现在学科、高被引率产出、校友发展、用户对毕业生的反馈和评价等。第二个因素是身份的合法性。这个身份不仅仅是荣誉，也含有其背后的资源。身份的合法性包括官方认可和行业认证。这对建设一流学科非常重要。

　　三是如何建设一流学科。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密切相关，相互依托、相互支撑。学科起龙头作用，要尊重学科建设和知识生产逻辑的内在规律，有七个原则：①学科建设目标和学校发展目标战略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②保证学科方向设置的基础性和前沿性；③保持学科定位的双重性；④学科队伍建设的竞争性和流动性；⑤经费投入的充足性和使用的有效性；⑥保证学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和包容性；⑦保持学科评价的灵活性，突出中国标准和中国特色。

　　学科建设贵在坚持12个字，即“循规律，抓重点，求卓越，守特色”。　　

“双一流”建设要澄清多对关系

沈红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第一，“双一流”研究需要澄清多对关系。包括世界一流、国家一流与地方一流之间的关系；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教学、研究、服务与人才培养、科学贡献之间的关系；政府“推”一流与院校“办”一流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进步与社会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以及“双一流”实质与绩效评价之间的关系。

　　第二，“双一流”研究可用多学科视角。政府投入属于公共财政，这是公共管理的视角；外部效应是教育经济学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视角；大学或学科是高等教育学的问题，这是教育学的视角；公平和效率是社会学、政治学的视角。

　　第三，“双一流”建设具有外部效应。进入“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肯定是利益相关者；直接受助之外的大学和学科是间接的利益相关者。没有一所高校的发展是独立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没有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不受其他学科发展影响的。大学建一流，学科向一流前进，需要提供一流的经费，事关国民经济；需要一流的生源供给，事关基础教育；需要一流的科学发现，事关科学系统；需要技术应用的匹配，事关产业系统。大学建成一流，学科走向一流，会使学生受益、家长受益、基础教育受益、科学受益、产业受益、经济受益、社会整体受益，等等。“双一流”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

　　第四，“双一流”建设应实现补缺功能。大学干什么？就是教学、研究和服务。但是所有的“工程”遴选标准与评价标准中都很少看到“人才培养”，因为“难做”。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从大学工作的维度来说的；人才培养的贡献和科学的贡献是从大学成就的维度来说的。这两个维度可以互通，因为人才培养的贡献要通过教学、研究和人才服务来实现；对科学的贡献也要通过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来实现。我们可通过“双一流”建设来强化大学和学科对学生质量提高的作用。人才培养的贡献要通过教学、研究和人才服务来实现：学生在大学中的成长是知识和能力的增长，学生的知识增长难有校际可比性，但学生的通用能力及其增长具有校际可比性。我们已经做过四种能力的增值测量与计算，即批判性思维能力、创造力、人际交往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第五，“双一流”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学科划分和学科思维问题。传统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以及13个学科门类，如何界定，怎样区分？ESI评价的是单一学科，Elsevier评价的是交叉学科。“双一流”建设也有国家和地方之分，一流是在一定层次上体现水平。其次是效率与公平问题。“双一流”就是效率型政策，如何体现公平，在哪些方面体现公平，还有历史表现与现实绩效的问题。只要研究几所学校，就能发现存在的相关问题。

创新资金新结构　着力推进“双一流”建设

洪成文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首先，从比较的视角理解“双一流”。“双一流”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强国。什么是中国高等教育强国？按照我的理解，大概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思想，要有能够影响其他国家教育的思想；第二，制度，要有能够影响其他国家的制度，为其他国家的制度提供可以借鉴的范本；第三，人才，特别是人才流动的方向，国内专家能向国外流动，参与国际交流，参与别的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咨询。所以，高等教育强国的三个指标，概括而言就是有没有影响其他国家的教育思想，有没有影响他国的教育实践创新制度，有没有流动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家。

　　其次，从政策角度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双一流”。中国特色的“双一流”怎么建设，可以用一个航海的角度来思考，最重要的是船头不能调来调去。我国教育改革的“船头”是否调得频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双一流”本质上是过去“211工程”“985工程”政策的延续或升华，要系统总结，修正提炼，上升为中国经验，进而能成为其他国家良好的借鉴。

　　最后，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财政结构。中国的“双一流”建设要依靠资源，依靠钱。“双一流”建设的财政来源，要基于我国国情，走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道路行政推动力量十分强大，政府财政集聚能力非常强。因此，要形成公共拨款与自有资金的双轨制，政府的钱要继续增加，政府以外的钱也要积极吸纳。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要以法规的形式规定增长比例，实现公共财政拨款的同步增长；另一方面，要积极开辟第二战场，开辟更多的经费渠道，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双一流”政府财政拨款的分割和抢夺上。要开辟经费的第二渠道，就要积极开展大学筹融资，让高校敢做，让高校想做，让高校会做。①让高校敢做。当前学校领导干部的选任制度下，高校校长敢于去大张旗鼓地筹资吗？这值得怀疑。②让高校想做。要加大财政部门的筹资匹配，并制定其他配套政策，激励高校积极筹融资。央属高校可以获得筹资匹配，地方高校为什么拿不到？希望地方政府尽早出台匹配政策，鼓励地方高校积极筹融资。③让高校会做。高校负责筹融资的领导需要技术培训；若自身没有技术能力，可以聘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士，借力而为。

　　概括而言，“双一流”建设要逐渐扩大名额，调动更多高校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投入，并把第二渠道做大做强，这样，才能奠定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