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教育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请您先简单圈点一下，博雅教育是一种怎样的教育理念？

杨福家：我把博雅教育归纳为五条要素：第一条是“博”，要文理相通。钱学森先生说过：重要发明首先来自形象思维，然后才有逻辑思维，唯有这样，才能有显著的创造。在“博”的方面，大陆过去几年好多学校开始摸索实践，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现在更普遍的提法是“通识教育”。我认为，通识教育是重要的，但通识教育不能代替博雅教育，这两个概念还是不同的。

“通识”体现的是博雅教育中的“博”，而博雅教育还有其他一些要素。第二条就是“雅”。“雅”就是做人第一、修业第二，这是以科技闻名的斯坦福大学明确提出来的。第三条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书育人为本。第四条是小班课为主的第一课堂，鼓励学生提问题，培养质疑精神，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第五条是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及科研活动等丰富的第二课堂。

我们今天讲中国梦，中国梦在我看来，归根到底就是教育梦。科技实力要提升，教育是根本。教育如何提升呢？我想，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

文汇报：博雅教育是指本科生教育吗？

杨福家：博雅教育不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小学就应该开始了。在学生所处的不同学习时期，侧重不一样。横向来看，同样是提倡“博”，但复旦大学的“博”和以技术为主的学校的“博”是不同的。现在比较好的一种趋势是，不是笼统地谈“博”，而是分类谈，也分技术为主的“博”和学术为主的“博”，复旦当然是学术为主的“博”。而博雅教育的另外几条要素基本上是相通的：提倡争论，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教师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等。而这些，今天中国还是比较缺少的，当然，我相信社会在进步，我们国家的教育也在进步。

我一直关注澳门的两所大学，他们进步很快。我常说，这是得益于无为而治。现在教育部也表示，从“两校一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市）开始试点，学校可以拥有更多权力。教育改革不能太着急，还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慢慢尝试。

文汇报：您从1993年开始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当时也进行了很多在现在看来契合博雅教育理念的实践，包括复旦的公共课、各种社团活动等，当时您的教育思路中有博雅教育这个概念吗？

杨福家：我在复旦大学任校长6年，公共课、社团活动等的确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复旦的课外活动很丰富，这点大家不陌生，但我当时对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深，当时头脑里并没有博雅教育的概念，只是认识到公共课的重要性，至于社团、课外活动，只是觉得青年人需要更丰富的大学生活。但现在感觉到，丰富的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的很重要的环节。

1998年10月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过一个“迎接21世纪的高等教育”会议。各国教育部长带队前往参加，当时我是作为国际大学校长联谊会的代表出席。最后会议总结时，提出了三条：第一是终身学习，21世纪，每个人都有终身受教育权利；第二是经济全球化一定会要求教育国际化；第三是以学生为中心。会议后谈到学生要培养多方面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个会议还是很有远见的。学生的多方面能力靠课堂教育是培养不了的，比如如何与人相处的能力，这是第二课堂才能培养的，需要各种社团活动、课外活动来培养。

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校以育人为本

文汇报：博雅教育的理念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有哪些重要的渊源？

杨福家：耶鲁大学的《1828耶鲁报告》鲜有人关注，其实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关于博雅教育的报告。这份报告核心内容是：大学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全能人才，耶鲁大学不是以培养职业家为目标而进行职业教育的，强调了实施博雅教育的重要性。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恰恰在此，很多家长只是盯着专业，这种观念要转变过来不是容易的事。当然，强调专业，强调技术是可以的，但这不是博雅教育范围内讨论的事。

博雅教育的理念，中国古代也有，比如唐代韩愈讲：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传道是第一位的，传授知识是第二位的。这在理念上和博雅教育是接近的。

我上世纪50年代进复旦大学求学，当时老师把育人放在很高的位置。影响我一生的卢鹤绂教授，上课非常认真。有一次上课，我觉得他授课中的一个方程有问题，也不敢当面和卢教授讲，所以问助教，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助教向卢教授反映。卢教授特意请我去他家，告诉我：“我考虑欠妥当，你是对的。”这种老师是不多的。后来他成为我的导师，他到复旦后收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我。卢教授指导我写论文时，他让我做的论文的题目也很有趣。当时有个新的理论出来，他问我是否能从实验的角度做出来，我尝试了很久，后来才发现我是做不出来的。这个题目非常难，后来做出来的两位科学家拿了诺贝尔奖，可见其难度。但是1964年我在丹麦碰到过其中一位科学家，我对他研究的东西太了解了，我们讨论了很久。所以很感谢卢先生给我出的难题。反观现在，大学里教书育人这点反而退步了，也真的不能怪教师，是我们对教师的考核太功利，这不是大学应有的面貌。我相信这种现状是会慢慢纠正过来的，否则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了。

文汇报：在您的博雅教育理念中，您认为最重要的要素是哪一条？

杨福家：我1954年进复旦大学念书，一年级时就由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给我们上课。到了两年级，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国家一级教授周同庆给我们上课。后来又是国家一级教授卢鹤绂给我上课。到了1980年我自己成为正教授的时候，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我讲：“你是正教授，就得去上课啊，教授怎么能不上课呢？”

所以，后来我刚就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第一步措施便是，让所有博士生导师都去上基础课。当时博士生导师是教育部定的，是教授中最优秀的一批人，最优秀的教授当然必须要去上基础课。当然，这是我过去的认识，现在的认识是，大课固然重要，但小班课对学生的培养作用更大。

所谓博雅教育，说到底，学校和老师应该以育人为本，如果没有这条，其他几条也流于空谈。而这一条又是今天最困难的。在现今的大学教职人员考核机制下，很多大学老师把发文章放在第一位，这也很无奈。一流的大学要给老师提供好的环境，能允许他长期不出成果。傅高义教授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近来在国内外很轰动，他在哈佛大学十几年来专注于写这本书。普林斯顿大学最有名的教授之一是约翰·纳什，他的经历反映在奥斯卡金像奖电影《美丽的心灵》中。纳什在30年时间里因为精神分裂症，没有成果，但学校和家庭都很爱护他，最后他拿了诺贝尔奖。

内地不少大学都已经成立超过百年，香港很多大学还很年轻，如香港科技大学才20几年，香港中文大学也才50年，还有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也都很年轻，但这些大学很多方面都走在内地大学前面。其中有什么道理呢？值得我们思考。现居美国的李政道教授，他曾在清华大学念了一年，后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当时真可谓一流教授云集，我们现在哪个大学的师资力量能够和当时西南联大的阵容相比呢？

文汇报：小班课教育为什么如此重要？

杨福家：小班课完全是一种面对面的授课形式。从宁波诺丁汉大学10年的实践来看，小班课是非常有效的。我们2004年第一年招生时，我去听教授授课，当时的课堂上只有3张桌子，每张桌子坐五六位同学，一共不到20位同学听课。一个老教授，讲授10几分钟，就蹲下来和同学讨论。同学们可以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时，家长意见不小，觉得学费挺贵，老师上课却很少，同学也不大习惯。但是半年下来，同学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体会到，小班课是很重要的。小班课鼓励师生互动，鼓励学生大胆提问，营造的是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后来我从教育学上找到根据，这就是所谓的哈克尼斯圆桌（HarknessTable），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哈克尼斯（EdawrdS.Harkness）提出来的。大学上课的确应该如此。

文汇报：如今大规模网络在线公开课程(MOOCs,简称“慕课”)的兴起，人们不进大学校门也能接触一些优秀的课程资源，您如何看待MOOCs对大学教育的冲击？

杨福家：现在慕课的确非常热门。首先我认为，慕课兴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它的兴起，恐怕某一天不一定再需要大学的基础大班课了，因为基础课在网络上都有。但是，课堂教育依然会存在，原因在于，小班化的课堂是不会也不能为慕课等形式的课程所代替。至少，我的预期中，我还看不到慕课能取代小班课。

权威的老师要经常与学生接触

文汇报：《博雅教育》书中专门介绍了美国博雅学院（liberalartscollege）的情况，您建议留学生择校时多关注美国的博雅学院吗？

杨福家：美国有很好的博雅学院，我过去多次赴美，却从没去过。2012年4月，我才去看了美国最好的几个博雅学院。还专门去看了复旦老校长谢希德毕业的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这是女校，也是十分好的博雅学院。这些学校的老师也从事科研，但是育人是第一位，育人贯穿在科研过程中。有这样一批为数不少的博雅学院，这是美国教育中非常精彩的部分。中国教育要发展下去，博雅教育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

文汇报：您非常强调学生的质疑精神，国外的大学如何培养会质疑的学生？

杨福家：我崇敬的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讲过：没有愚蠢的问题，没有不能问的问题，没有任何回答是不能被批判的。这就是鼓励同学提问和争论。而这一点也正是美国教育的厉害之处。提倡质疑不是大学才开始的，小学就开始了。我在书中举过例子。小学生举手对老师说：“你黑板上的字拼错了。”老师说：“我真的拼错了吗？让我查一下字典。”小孩马上说：“不必查字典，我保证你出错了。”这种自然的“针锋相对”在中国的课堂上恐怕是不容易做到的。而那个学生，因为在课堂上质疑老师，后来还得到了全校表扬。美国就是鼓励这种质疑、提问。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派》我们都不陌生，画面中心是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在争论。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我感到，中国科技落后，其实也是能从中看出端倪的。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GDP并不如中国，中国清朝时期的GDP是很高的。而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中西方发展过程中，中国就慢慢落后了。中国的落后主要就落后在科技。科技落后又是因为教育落后，而科技和教育的落后原因又在这里：没有疑问是不会有创造的，产生问题、提出问题，这才是创造的开始。所以这是课堂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我逐步认识到的博雅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要素。

文汇报：国外不少名校在寄宿制方面卓有成效，住宿学院是否也能为博雅教育提供一些有效经验？

杨福家：有些人可能有误解，认为实行寄宿制，就是博雅教育了。这个认识也不对。所谓育人为本，主要是要给学生创造条件，能经常和好的老师、权威的学者接触。

剑桥、牛津、耶鲁、哈佛等大学是搞住宿学院的，住宿学院的关键在于老师。复旦大学的宿舍楼里也配老师，但是他们是学生的辅导员。而以上世界名校的住宿学院里，和学生一起住的都是很权威的人。马祖平教授是耶鲁大学住宿学院里的一位经验丰富的导师。最近他陪我观摩了耶鲁的住宿学院。耶鲁住宿学院的导师，有些直接住在学院里面；有些不住，但每礼拜必须有几天是和同学一起吃饭。住宿学院的首席导师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

我一直强调，住宿学院是一种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美国很多本科教育排在很前面的博雅学院，也不是搞住宿学院的。学院的老师们都住在附近，经常请同学到家里互动。所以，住宿学院不是根本，根本在于，很权威的老师要经常与学生接触，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培养。马祖平教授既是美国的院士，又是中国的院士，还是台湾地区的“院士”，在耶鲁的住宿学院里，同学们经常接触的就是他这种很权威的人。

文汇报：国内现在一些高校在本科生阶段也在尝试专业淡化、通识教育等。比如复旦大学的书院制度。根据您的观察，请谈谈国内的博雅教育的趋势。

杨福家：北大这几年花了很大精力在进行尝试，比如元培班等，但是和复旦的通识教育一样，重点还是在“博”，即提倡同学们选各个学院的课程，越多元化越好。博雅教育要真正切实实行起来，我认为，还是首先要从北大、复旦等大学开始试点。博雅教育在民办高校是实践不起来的，民办高校一旦大张旗鼓地说要搞博雅教育，可能会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困境。要试点，还是要在北大、复旦等全国知名高校，因为这些学校不怕招不到学生。

另外，博雅教育要避免的认识误区是：博雅教育就是完全不分专业。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刚入校时，是不分系别的，但学校本身是有专业的，一开始淡化专业，两年以后再选专业。耶鲁大学有11个学院，本科毕业后任君选择，这个时候学生自身也已经比较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专业。

文汇报：您从复旦到诺丁汉，再回国担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教育理念上有何变化？综观国内外高校教育的现状，怎样的大学教育是最适合学生的？

杨福家：什么是一流大学？现在在我的观念里有两个新标准：第一是同学们是否感到在这所学校的求学生涯改变了自己的一生；第二条是老师们能否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为做难题而长期不出文章。这两条，现在的中国恐怕都欠缺。

我们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聘请教授时要看他的学术水平（包括发表文章），但进校后，绝对不和他计算文章数量，考核的标准是每年看学生的反映；我们有一套考核机制，聘任合同一年一签。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文章不是我最看重的。文章当然也重要，但这是老师自己要关注的事。

在中国，如果试验博雅教育，我主张还是找50岁以上的老师来尝试。这时候他们基本升好教授了，有更好的客观条件来尝试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教育方式。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比例要控制好，保证老师是全心全意培育学生的。当然，这要一点点尝试，再看看能否逐步扩大。

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经10岁了。如果以学生的体会为标准，我认为这个学校还是令人满意的。中国著名的中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校长刘彭芝曾接受我邀请来参观我们学校。她不要我陪同参观校园，就让我找一些学生与她聊聊，她认为看一个学校成功与否，只要看学生就可以了。后来她和一些学生聊了几个小时，觉得这里的学生充满自信，与众不同。在当时北京还未同意我们招生的情况下，她先把优秀学生送了过来。宁波诺丁汉大学经过10年发展，学生毕业后越来越精彩。我们这里有一批学生，毕业后已找到不错的工作，后来纷纷辞了工作，合作创办了一个飞盘公司，现在发展很好，世界有名。飞盘运动在英国很流行。他们在学校念书时，有英国的老师教他们玩，然后又开展社团活动，一步一步发展为事业。这是个很好的例子。总体而言，这个学校的第一步，10年，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为中国大学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些经验吧。当然，这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教育部非常重视，放手让我们实践。

（杨福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的副主编。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9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历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现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出任英国著名院校校长的第一位在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