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7月17日下午，在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会议室，我们约见工会主席吕志远，围绕“建国70年以来社会救助方式的变迁”这一主题展开探讨，对近年来救助方式的变化、当前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及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好“新”手段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交流。

今年是吕志远在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被问及近年来社会救助方式的变化时，他感慨万千。我们了解到，建国70年以来社会救助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以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为例，其前身是收容遣送站，在救助方式上相对强制，救助对象上范围不明确，后因广州“孙志刚案”引起社会关注。2003年，国务院出台了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救助范围、方式等进行了统一界定，明确了救助服务“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同年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救助管理站，后根据市编办相应通知于今年3月正式更名为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将“管理”改变为“服务”，一方面体现了服务职能的强化；另一方面，也体现救助服务更加趋于人性化。而这些变化反映出政府对救助工作愈加重视，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反映我国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救助手段趋于多元化，对救助对象的档案管理日益完善，从最初的纸质档案到现在的电子档案，逐渐完善了受助人员的照片、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并采集DNA信息、建立数据库，同时利用人像比对帮助完成救助服务工作，使工作资料更加完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一如吕志远所说，随着救助法律法规的不断健全与完善，各级政府对救助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格，救助对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救助对象从之前的流浪乞讨人员扩大到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即将与正处在流浪状态的人，其中包括务工不着、寻亲不遇、刑满释放、被盗被抢等等各种状态的人。在街头发现的疑似流浪乞讨人员中也不乏身患疾病的，需要得到医疗救治的弱势群体。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本着“先救治，后救助”的原则，与卫生部门紧密配合，由医疗机构先行救治，后通知救助中心前去甄别，属于救助对象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由救助服务中心负责，对救助对象的保障力度大大增强。此外，市救助服务中心与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淄博市第四人民医院、桓台县中医院等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对在被救助期间突发急病的受助人员开展救治。在未成年人救助服务方面，从原来的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到如今的未成年人保护，救助范围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中心还对全市困境儿童进行走访慰问并提供一定的物资帮助。

尽管社会救助方式在不断发展完善，但仍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吕志远提及：如今市民对社会救助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很多热心市民在大街上遇到类似流浪人员后经常会给救助服务中心打电话，这些人里有街头醉酒人员、有职业乞讨人员也有被反复救助过的露宿街头人员。可以说有些人员不在救助范围之内，遇到较真的市民工作人员解释不通，救助服务中心因此接到的投诉十分常见，这恰恰反映出市民对社会救助工作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2017年，广东省练溪托养中心恶性事件发生，民政部门不再允许私人托养中心成立，使得长期滞留人员的安置问题更加困难，只能选择本地落户，而本地落户亦困难重重。访谈期间，吕志远的手机不断响起，他解释道：救助车辆调动出现了问题，三辆救助车辆已全部外出，而现在又需要出动车辆转移患有传染病的受助人员。在亲身体验过救助服务中心的工作后，队员才了解到救助工作并不简单。对于救助信息网络化、公开化工作，民政部建立“全国救助寻亲网”把全国所有救助管理机构内长期滞留的人员信息全部上传，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员找家寻亲。但效果一直不明显，原因是这种坐等上门寻求受助人员信息的救助相对被动，一方面，有些救助对象的亲人大多年事已高不懂得使用网络。另一方面，他们的亲人大多家庭条件不好，不愿增加家庭负担，不想联络救助服务中心，这使得寻亲成功率相对不高。

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亲手段不断丰富。交谈中，吕志远提到：寻亲手段从原来的相对单一的登报、询问，到现如今利用自媒体进行寻找，例如民政部门与今日头条合作定向推送寻亲信息，借此帮助了更多的家庭重聚。为更好的解决当下的新问题，我们通过电视、媒体、网络等多种线上渠道扩大宣传，例如制作纪录片，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正确认识社会救助，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助力社会救助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线下宣传活动，例如“6.19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在路边发放救助联系卡，走访环卫工人，发动他们与我们一起发现城市角落里的弱势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民政工作是“菩萨”事业。做“菩萨”事业就得怀着菩萨之心，怀着大爱之心、爱民之心。在淄博市救助服务中心，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群工作人员，他们怀着“菩萨”之心，细心照料着来这里的每一位受助人员。社会带给他们创伤，而救助服务中心用温暖抚平这些伤痕，这里已经不是他们的避难所，而是一个温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