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自行车是1937年，父亲正在博山洗凡中学读书，暑假期间回家带回了一辆进口的小轮自行车。

他在场上骑，引动了几乎全村人都去观看，就像看马戏团演出那样热闹神奇。1938年，父亲参加了抗战，当了八路军，从此，再也没有骑过这辆自行车，车就挂在家里后院的屋檐下。抗日战争中兵荒马乱，我们离开家，在淄河流域逃荒避难。父亲1942年牺牲后，那辆自行车也不知哪里去了。

我第二次见到自行车是在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抗战胜利后，我舅父冯毅之担任了青州市第一任市长，我和大哥、表姐去青州城第一小学读书时，在青州城区街上经常见到卫戍司令王道及卫队骑自行车的场景。王道在抗战中曾当过汉奸旅长，他起义后当了青州城区的八路军卫戍司令。舅父兼任副司令，他们都在青州城驻扎。王道不减当年的威风，上街都骑自行车，而且在他的身后，也有十几个卫兵骑自行车跟随，浩浩荡荡在大街上路过，引起众人的注意。

这样的情景，我在放学的路上曾见过多次，这是我见的自行车最多的一次，真是大开眼界，见了世面。我舅父上街也带卫兵，却都步行，不骑自行车。市民反映冯市长还是老八路作风，生活朴素。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八路军撤离了青州，我们也回到了农村老家，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骑自行车这样热闹的场面。

我在家参加一些辅助性的农村生产劳动，帮助家人干活。春天村里的小伙伴们，十几人搭伙在一起轮流刨地，然后就帮大人耩地下种，送肥、剜苗、除草，秋季参加庄稼的收割。农忙完了，就上山割草，给家里打水，挑土垫栏积肥。一年忙个不停，只有过年时，才有时间休息，同小伙伴去玩耍。有几年农闲，还跟村里的大人赶上毛驴去淄川煤井运煤去大集上卖，挣很少的钱贴补家中的开支。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我已15岁，才开始去邻村上小学三年级。后考取了离家五十华里以外的淄川县第一高等小学，开始住校，周末步行回家背煎饼吃。炎热的夏天，煎饼三天就生白毛，仍然照吃不误。夜间蚊虫叮咬不怕，冬天寒冷就睡在铺有乱草的地上，也不在乎。只要有书读就心安理得。那时徒步回家自称是坐的“11号汽车”，非常乐观。国家刚解放，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国家穷，老百姓也穷。不仅在农村，就是在县城里也没见有人骑自行车。后来，我上初中、高中读书时，国家经济有了好转，对在校的贫困学生都有助学金补助，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58年我考取了山东师范学院，学生都免交学费上学，而且生活费国家全包，所以大学生活无忧无虑，但在校园里仍然见不到有人骑自行车，只是偶然看到一位老师戴着眼镜，骑一辆洋式自行车上下班，很新奇。听别人说，他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是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学生们对他非常羡慕：既有身份，又有自行车骑。学校里领导也只有一辆黑色轿车专用，后勤有一部大卡车供运输用，这就是大学里全部的运输工具。

1962年，我从山东师范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淄博师范学校工作。初到周村，这座历史小城镇古韵犹存，只是街面上的店铺少了一些，商业没有那么繁华了。最大的国营商店是在东门外的百货公司，因为它是平房建筑，又在路南正面向北，人称百货大南屋。街上少见骑自行车的，只有徒步的人来人往。唯一能载人的交通工具，是一种独特的三轮人力车，与别处的不一样：外地的三轮车是人骑着，东西放在后边斗子里拖着往前走；周村这种车是斗子在前，人坐在上面，是骑着车用后轮驱动拱着向前走。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载人的运输工具，感到很新奇。周村人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倒骑驴”。

淄博师范学校校址，坐落在城东南方向，在城区通往火车站大路的路北，开南门面向铁路和农村，有几家农舍。沿马路向东南便是火车站。学校院内有一座灰色的高层大楼和一些平房，多是西洋建筑。院子虽然不大，但环境显得别致。据说这是德国传教士所建，是一所名叫培德的小学。周村解放后，这里是荣军医院，属部队所有。经过省教育厅与部队协商，归教育部门所管，淄博师范学校开始进驻。1950年淄博师范学校成立，校址在油坊街，一户大地主院内。我去淄博师范工作后，女生住院内大楼的地下室，男生宿舍依然在油坊街。淄博师范，是一所专职培养小学教师的中专学校，三年制，每年暑假招生一次。中间因生产救灾和小学教师过剩，曾停过两次招生。所以我在1962年进校时，只有二、三年级，没有一年级，我只好教二年级语文。1963年新生入校，我才开始教一年级语文，并担任班主任。

1964年暑假后开学不久，就通知我去青岛参加山东城市“四清”运动试点工作。我被分配到山东海洋学院后勤总务工作组。这年春节后，又调我去青岛沧口区三十一中，继续搞“四清”运动。组长是省教育厅的一位女处长，名字叫诺炎，副组长是济南四院的院长李海道同志。李海道组长还从济南带了自己买的飞鸽牌自行车。

我一有空闲，就推他的车子去操场上练习骑车。初次学着骑，心中还有些紧张。开始上不去，即使勉强上去了，也手脚不听使唤，东倒西歪地走几步就跌倒下来。经过多次练习，总算能上路了。一天，我大着胆子一个人骑着车子去开会，要翻过一道山梁。上坡虽然费力，但没有危险，下坡时却出了意外。我骑着车子，车子慢慢地向下滑行，越走越快，两耳生风，像飞一样地向下奔跑。我心中发慌，刹不住车闸了。我知道下边临海，冲下去就跌到大海里了，突然发现这时有条向里的路，便一歪身子连车带人摔在路旁。虽然躺在路边爬不起来，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霎时引来一群人围观，并问我怎么样，有好心人还伸手去拉我。我苦笑着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不要紧，谢谢你们。”自从发生这件有惊无险的事后，我骑车子格外谨慎小心。有很长时间，我在青岛宁愿步行，也不再骑车上街了。过了几个月，让我去胶县外调，我乘火车到了胶县城，一问要去的地方，离城还有五十华里远，只好租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在路过一个小村庄时，因为是土路，我的骑车技术又很不好，骑车太慢又不稳当，左右摆动，晃来晃去。一群在村里玩耍的孩子看我骑车这样就蜂拥而上，紧跟在车子后面，有的扶车子后座，有的跳起来坐在车子的后座上，弄得我更骑不动了，喊他们也不听，只好下了车推着走出村子，他们却在后面朝我拍掌嬉笑，我非常尴尬。

1965年，我从青岛返回淄博，继续在淄博五中搞“四清”。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返回周村淄博师范原单位。

1970年，淄博师范离开周村迁入张店办学，先暂借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的校舍。这时多数人的家仍在周村，我爱人还在淄博六中工作，我每周星期天仍需回周村一次。因为当时张店与周村之间没有公共汽车，坐火车也很不方便，就想买一辆自行车。那时，买自行车谈何容易？甚至比现在买一辆汽车还难。我大学毕业后月工资51元，15年没有涨过，上有老下有小，生活拮据。买一辆青岛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要用140元，买一辆小金鹿牌的也要120元。我下定决心花了120元，并用40张工业券买了一辆小金鹿自行车。当时，每人一月只发两个工业券，凑工业券比凑钱还难。多亏我弟弟在煤矿工作，他靠工人多给我凑了40张工业券才解决了问题。我在青岛虽然学会了骑自行车，但技术很差，加之几年不骑了，骑起来很不熟悉。张店和周村又相隔较远，在路上骑一趟就花两个小时。早晨从淄博六中出发，冬天天黑，路又不平，只能推车到丝厂的南门才骑上车子。有时8点还到不了张店，往往耽误上班。一路上累得张口气喘、头上冒汗。

那时农村正发展初中教育，急需教师。为适应全市教育的需要，淄博师范1972年开始分科办学，两年学制，学生入学不考试，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学。当时第一批学生分语文、数学、理化三个科上课，教材以高中课本为主，教师为了培养学生的授课能力，也编些补充材料。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组织学生拉练，访贫问苦受教育，在张店北部的闫桥村附近办起了农场，在校内还建了一个用新华药厂废水熬制火碱的厂子，由学生轮流去参加劳动。为了提高语文班的写作能力，由教师领队去煤矿学习采访，写调查报告。在校生要进行两次教育实习，去农村中学学习教书育人的经验。一次，我陪学校主要负责人崔硕星同志乘火车到临淄农村看望实习的教师和学生，在下乡的路上，正遇上公社的文教助理骑着自行车去检查工作。他见我们徒步行走，非将车子让给我们不可，我们谢绝了，他便激动地说：“今天你们不骑，我也不骑了。”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淄博师范在张店城区共青团路西首购地盖房，重建新校，1976年新校落成，从此，淄博师范结束了在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校址办学的历史。

“四人帮”被粉碎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山东各地纷纷办起了师专，为九年义务教育服务。淄博市也筹划办师范专科学校，但为了节约资金，没有另立门户，而是将淄博师范一分为二，将全部在校生和少部分教师分去淄川淄博教师进修学校，继续办淄博师范。而师范的大部分教职工留在张店，在师范的校址上挂上了“淄博师范专科学校”的校牌。淄博师专刚建时面临许多困难，校园规模小，教师缺乏，经费不足。市教育局让我临时负责师专的筹建工作，我压力很大。我把原师范的中层领导组织起来分头落实需要做的工作。首先作了动员工作，然后，派出各科的骨干教师，由师范的教导主任带队赴全省师范院校学习办学经验。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学校工作基本就绪。1978年，分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四个专业，招生160人。我任第一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淄博师专，经过6年的努力，克服了办学经费和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教学也逐渐走上了正轨。1984年摘掉了办师范大专班的帽子，由山东省下文正式批准为淄博师范专科学校。1985年，公布我任校长。我上街无论办公事还是私事，仍然骑那辆小金鹿自行车。

1986年，淄博市委、市政府确定师专重建新校园的意见，自此师专陆续开始了迁入张店五里桥校区办学的进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学校决定在建设新校和搬迁中为每个部门和专业系配上一到两辆大金鹿自行车，这样解决了很多问题，提高了办事效率，大家都很乐意。

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校的交通工具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86年，学校经过审批从广州购买了一辆日本产马自达面包车，不久还购买了奥迪车、桑塔纳、天津大发面包车，市里又送了原苏联产伏尔加，再加上拉货的几辆，学校便有了近十辆汽车，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队，负责车辆的运营管理。这些交通工具的增加，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对学校的教学、科研、外事、后勤等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发展过程是我1937年第一次见到自行车时想都想不到的。

我一生工作了30年后退休，只干了教育这一行。我曾在一首诗中自豪地说：“为师垂范先立人，传道授业育后贤。三千弟子孔称圣，吾有桃李超孔前。”（作者系原淄博师专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