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至18日，由市政府、山东理工大学、希腊雅典大学主办的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中希古典文明高峰论坛将在稷下学宫的诞生地临淄召开。这是几十年来如火如荼的齐文化研究特别是稷下学宫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齐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志民说，所谓突破有两点，一个突破是指齐文化研究走向了国际合作，两大文明古国之间一个文明对话的研究，而且是由希腊最著名、最权威的雅典大学参与主办，第二个突破是对话研究的内容就是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
王志民告诉记者，几十年来稷下学宫研究主要是研究学者的生平、思想和发展脉络，比较少关注稷下学宫对世界文明的推动和贡献。因此，此次论坛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将进行的一场历史性对话，意义非比寻常。
据了解，柏拉图学园建于公元前387年，稷下学宫建于公元前374年，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西方和东方的这两所最高学府，在世界文明史上曾放射出耀眼璀璨的光芒。
柏拉图学园又叫“阿卡德米学园”“希腊学园”，在欧洲文明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因为它和西方文明的奠基——希腊古典文明时代三个最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柏拉图学园由柏拉图创办，其创办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传播、研讨恩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和精神，同时柏拉图在这里培养出了亚里士多德这位伟大思想家，三人号称“希腊三哲”。柏拉图学园影响了整个西方的哲学、思想、教育和文化，也为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哲学、思想基础。因此，柏拉图学园被誉为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所大学。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它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当时形成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十大学术流派，它们的思想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大大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思想文化。而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活动中心就是齐国的稷下学宫，儒、法、道、墨、阴阳、名家、纵横家等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都曾在稷下学宫存在、争鸣、发展，产生了一大批各派思想家。先秦儒家的三位大师：孔子最早游齐数年，孟子、荀子都出在稷下学宫，可以说，先秦儒学的伟大成就与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争鸣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国内学术界也是有共识的。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柏拉图学园关注较多，研究较充分，对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贡献也已形成共识。但对于稷下学宫的认识、研究和宣传还非常不够，特别是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挖掘、研究和展现，以复原其历史本来面目。
有鉴于此，王志民30年前就曾从事稷下学宫研究，2014年开始关注稷下学宫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的研究，当年11月参加维也纳大学举行的中欧文化论坛，提交了论文《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比较研究》，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2015年在《光明日报》发表长文《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同时也一直想促成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的比较研究。去年，在淄博市政府和学校支持下，王志民访问希腊雅典大学哲学学院，达成了共同举办这次论坛的意向。
对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进行比较研究，是学术界几十年来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一件大事。因此希望通过论坛，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世界文明史上这两颗明珠的比较研究，深挖稷下学宫的历史地位，对世界文化史研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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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下学宫：文明史上的奇观
作者：王志民
战国时代，齐国统治者在都城临淄创设的稷下学宫，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学术功能于一体的“高等教育”大学堂，是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促进各派融合、发展，培育、创生新学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声，学术大师的摇篮；它兼容并包、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珍贵精神文化遗产。
前空往劫 双璧呈辉
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办大学堂。它与差不多同时出现在雅典的希腊学园（又称阿卡德米学院、柏拉图学园）堪称双璧。它们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现出人类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还在20世纪之初，国学学者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周秦诸子之出世，适当希腊学派兴盛之时，绳绳星球，一东一西，后先相映，如铜山崩而洛钟应，斯亦奇矣！”希腊学派中，最负盛名的“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与希腊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稷下学宫则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所在，“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郭沫若语）。
从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各具特色，共同创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辉煌。前者是齐国统治者为广揽人才而创办的，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后者为柏拉图传播思想、科学而设，具有鲜明的科学理念。前者汇聚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锋，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者传承师说，探求真理，追求科学，培育独立思考精神。前者为中国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对后代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影响甚大；后者为西方大学教育奠基，对后代西方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深远。稷下学宫与希腊学园极大地影响了东、西方不同学术思想与文化传统的形成，共同为构筑丰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满怀激情地描述战国百家争鸣的情状说：“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并认为这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的历史绝唱。梁先生的话，也实际评价了作为百家争鸣主阵地稷下学宫的学术地位与历史贡献。
前人论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实，将稷下学宫的设置放在中国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壮举。此前，中国教育史上有“官学”之设，《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至迟到商代，就有了“大学”的设置，“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礼记·明堂位》）。但“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可见，三代所谓官办大学，实是养老、习射、习礼以及道德、教育之所，与后来所说的大学在内涵、规模、层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打破“学在官府”，知识下移，私学兴起，官学不昌。战国之世，七大国争雄，虽然人才争夺，空前高涨，但风云变幻，战争频仍，并没有哪一国像齐国这样兴学招揽人才的。诚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载：“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战国之楚，产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学大家，兰陵之地兴起优良的文气风俗，但并没有兴办国学的记载。从现有的资料看，在春秋战国五百年间，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曾经如此大力兴办官学，稷下之设，确是一个前空往劫的奇迹。
战国时代，人才争夺激烈，礼贤下士之风盛行，“养士”是各国统治者和权贵之门较为普遍的现象。当时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认为：稷下学宫实为国家养士机构，与当时著名的“四君子门馆”相类似。但细加分析，稷下之学与养士之家有显著不同。“四君子”门下尽管也有门客数千人，却没有形成诸子百家学派争鸣的学术中心。究其原因：一是人数众多，但层次低下。他们往往“不分贵贱，客无所择”，人们多以食客、宾客、门客称之，寄食者众，有才者少。二是服务私门，学者稀少。私门养士，主要在务实和功利层面，而不在学术涵养和思想的争鸣，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中心。三是因人而养，聚散无常。人在则聚，人去则散，进出无定，流动性大，也难以形成稳定的学术文化中心。战国末期，秦国吕不韦养食客三千人，编成著名的《吕氏春秋》是一个特例。但他也并未让其门馆成为百家学术争鸣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史记·吕不韦传》）。实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内容较杂，号为杂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设，虽然承继着礼贤下士的传统，但其构筑的是超越时代风气的大学堂。
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看，与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兴办私学的伟大创举相比，稷下之设的空前意义在于：它变一人之教为大师云集的众人之教；变一家之学的传承为百家思想的争鸣，并在儒家私学教育衰微、散落之时，由齐国统治者的创新，实现了私学教育的转型发展：稷下学宫实际成为私学联盟性质的高等教育实体。一是诸子百家与私学结合在了一起，每个学派往往是一个庞大的私学教育集团。各家学派汇聚稷下学宫，客观上使稷下成为若干私学教育集团的联合体。二是稷下各派学者，大多带弟子来稷下。从各派之间看，学术争鸣，相互交流是活动主体，就某一学派师生活动看，讲学授徒、传播思想与知识则是活动的主要内容。稷下学宫以其特有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的辉煌。
立于乱世 存世最长
如前所述，战国之世，大国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分合无常，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各国君主，无力兴办教育，而私学的发展也常因一人而兴，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生之乐，游学列国，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声势显赫，影响甚大。但“孟子殁后，大道遂绌”（赵岐《孟子题辞》）。战国时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独稷下学宫，创始于公元前374年，历五代国君，至秦统一，终齐而亡，存续达一百五十余年，这在春秋战国的动乱时代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徐干《中论》云：“昔齐桓公（午）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可知稷下创始于田齐首代封公齐桓公（午）之时，并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针，为其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齐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间，是田齐盛世，也是稷下学宫的兴盛期：学派云集，名人荟萃，人数多至“数百千人”。宣王时，一次将稷下学者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即给予高官厚禄，而不必理政务，专司教学研讨。闵王继位前期，“奋二世余烈”，稷下仍很兴旺。但闵王是一个狂妄骄暴的国君，对外扩张，连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盐铁论·论儒》），这是稷下中衰的开始。此后，燕将乐毅率五国大军攻入齐都临淄，下七十余城，闵王也逃往至莒，为楚将所杀，稷下遭到严重损毁乃至停办。五年后，齐襄王破燕军复国，还都临淄。兴国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学宫。《史记·孟荀列传》称为：“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制度重修，学者复聚，大儒荀卿，长期主持，稷下呈复兴之势。此后，虽国势日衰，但学宫依然存续，与齐终亡。在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稷下始终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影响遍及列国，在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总体说来，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诸侯割据，长期分裂动荡的时代，稷下设于一国之中而历一百数十年之久，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之一。
三位一体 功能多样
首先，稷下是“学宫”，是一个大师云集的高等学府。从一所大学所必备的要素来看，稷下至少有三点颇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优越充裕的设施条件。所谓“筑巨室，临康衢……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司马光《稷下赋》）。二是有众多的师生在此展开教学活动。文献记载孟子“从者数百人”，田骈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时竟有“弟子三千人”为其服丧，稷下人数最多时相传有“谈说之士七千余人”（《太平寰宇记》），可见师生人数之众。三是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据考定，《管子·弟子职》即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从内容上看，饮食起居、衣着服饰、课堂纪律、课后温习、尊敬师长、品德修养等都有具体的规定，说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严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质。在中国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文化中心彪炳史册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种研究院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稷下的主要活动方式：期会、讲说、议论、研讨、诘难、争辩，有利于学术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为诸子百家学派的学者，他们知识丰富，见闻广博，有鲜明主张，有理论建树；谈说言事，著书立说，往往旁征博引，曲尽事理，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同时，稷下为后世遗留下大量的学术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质又一最重要的诠释。除《孟子》《荀子》为两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汉人所见稷下先生的个人专著即有：《孙卿子》《蜎（环）子》《田子》《捷子》《邹子》《邹子始终》《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余种，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纪以来，《管子》研究学者经长期研究、考证，大多认为：《管子》一书录著了大量的稷下学者的论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
再次，政治参议院。稷下是田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还在稷下创始之时，齐桓公（午）即“设大夫之号”，而“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说明到威王、宣王时，则进一步将这一基本政策落到实处，这就将稷下先生与齐国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议论政事”（《新序·杂事》），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荀列传》），正说明稷下先生们也是一些热衷政治，凭借其专业知识、学术声望出没于政治风浪之间善于弄潮的人物，两相结合，就使稷下成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许是最早的颇具特色的政治议事机构。从文献中我们发现稷下先生主要承担三种政治身份：第一，谋士：宣传主张，议政建言。与后代的谋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将自己或本学派政治主张的推行与议政建言相结合，因而其议政往往具有宏观性、指向性、理论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齐宣王建议实行“仁政”，既是治国方略，又是统一天下之术，有明确主张，有系统论述，有清晰蓝图，有具体措施，充分体现了稷下先生的议政特色。第二，谏臣：匡正时弊，直言进谏。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问题、在关键时刻提出忠直意见。据《说苑·尊贤》载：淳于髡以古代先王与宣王相比，批评齐宣王好马、好味、好色，而“独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无以应”，从而达到劝其尊贤治国的目的。《盐铁论·论儒》所载齐闵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则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进谏风格：既直言忠谏，又坚持主张不妥协，充分显示其斗争性、独立性。第三，外交家：排难解纷，出使外国。在战国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跃的力量，他们往往在重要关头，奉齐王之命，出使别国，排忧解难，完成外交使命。如：邹衍曾出使赵国；淳于髡也曾“为齐使于荆”，并在“楚大发兵加齐”之时，受齐王之请“之赵请救”。又据《艺文类聚》引《鲁连子》载：“齐田单破燕军，复齐城，唯聊城不下。燕将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由上可见，稷下学者在齐国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机和谐地统于一体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为主体实现的；而其学术活动，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又与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使稷下成为兼具研究院、政治参议院功能的大学堂。
学术自由 堪称典范
稷下学宫之所以能成为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主要在于它实现了真正的学术平等与自由。
稷下学宫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国办大学，“喜议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强烈愿望。因而，他们可以对齐统治者独立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对意见，而齐统治者则对各种意见，一概采取从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态度，这就是一种更为珍贵堪称典范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学术自由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尊重学士，平等礼遇。为了吸引大量学者来稷下讲学、争鸣、议政，齐国统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为学者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者，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仍然欢迎。政治上，齐国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学术，不以好恶而行褒贬，“礼贤下士”是战国时代的风尚，但齐国统治者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为当时各国所少见，在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上，也堪称典范。正在稷下学宫鼎盛之时，齐国发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齐宣王关于“贵士”的辩论。《战国策》记载：“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颜斶就士贵还是王贵展开了激烈辩论。出人意料，颜斶的“士贵”说竟占了上风，更叫人惊奇的则是辩论之后宣王的表态：“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可谓历史上尊重学者的典范。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并存。这与齐统治者以宽厚的态度采取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方针是分不开的。从文献记载看，儒、法、道、阴阳及农家、名家、兵家，举凡当时重要的学术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后存在发展。由于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学术活跃，各派学者尽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张，却都能在稷下立足、讲学、争鸣，吐纳吸收，提升发展。多家思想并争，各派观点齐鸣，在争鸣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最终实现各派的共荣、创新、发展。
再次，开放办学、来去自由。稷下尊重学者的独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采取机构开放、来去自由的政策，游学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荀子初来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讲学，这给予了师、生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游学方式，可以是个人游学，也可以如孟子一样，数百从者一起来，称为集体游学或集团游学。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让各国学者纷至沓来，使他们增加了交流，开阔了视野，扩大了见闻，打破了私学界限，学无常师，思想活跃，兼容并包，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种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仿佛回到了中国的战国时代。各种文明如何相容相处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我们认为：未来世界文明的构建还应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学宫中去寻找智慧。其中两点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并存，兼容并包。世界各种文明历经千年发展，各有建树，独树一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要不分优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发展。不以异己排斥、打击，不以好恶取舍。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学宫。在尊重各种文明的思想基础上，加强交流，相互吸收，让各种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创新发展、变革中，寻求新突破。共同构建世界新文化，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也是放眼未来，人类文明发展不可不取之途径。
（综合《光明日报》、山东财经微网、淄博电视台）
（淄博晚报 2018-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