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赵蔚芝2012年3月去世，到现在一年了。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时时浮现在眼前。回忆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就像刚发生的一样。有他自述的经历、感受，有家人的所见，有他的领导、同事、学生的亲述。这一切的一切，构成了一个教师、学者、父亲的既平凡又高大的形象，随之一种自豪之感、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父亲生于1919年8月23日（农历己未年七月二十八），到去年去世，走过了人生九十三年的艰难、坎坷、辉煌的里程。他从事教育工作前后达50年之久；利用工作之余，离休之后的时间从事科研活动，著书立说达460万字之多。他曾任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师，任淄博师专、山东理工大学中文教授。曾任淄博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兼任淄博市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顾问，齐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先后获得淄博市劳动模范、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优秀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淄博市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自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回忆父亲九十三年的历程，大致可分为解放前、解放初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离休之后五个阶段。
　　一、解放前：（1919年——1948年） 父亲出身于一个贫寒家庭。祖父石匠出身，祖母家庭妇女，生有四子，父亲是老大。全家六口人靠祖父打石头、祖母摊煎饼维持生活。因深受无文化的痛苦，祖父、母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让父亲上学，只想通过知识、文化来摆脱家庭的贫困境地。1926年，父亲被送到博山怡园小学上学。他学习勤奋刻苦，五年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1931年小学毕业，老师看到父亲有培养前途，保荐他上了博山师范讲习所。两年后毕业，才14岁，去教书，年龄太小，老师们建议他继续上学。可是家里六张嘴吃饭，实在拿不出钱来交学费。老师们看到家庭的实际困难，建议父亲到济南考师范学校，可以既不交学费，还管吃饭、住宿。于是父亲报考了济南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制四年。父亲学习努力，1937年毕业会考，获得了全校第一名、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奖励了百余元。从此，父亲在博山教育界小有名气。1937年，祖父因病去世，只有靠祖母摊煎饼，二叔帮着种地维持生活。父亲毕业回家，到博山县立赵庄小学当校长，教书。这是父亲从事教育工作的发端。
　　1938年日寇占领博山后，社会动荡、混乱，父亲不再到小学教书。为了家庭生活，他去教了两年的私塾，到商店当了半年会计，也种过地。1941年2月，与他的老师和几个同学相约参加抗战到了处于山区的山东省政府所在地临朐县吕匣店子，参加了省干部学校教育班，受训两个月后留省教育厅第三科当科员。父亲对自己的文化知识、学历资格不满足，于是三个月后报考了山东省立政治学院文科班，准备毕业后当个名副其实的中学教师。
　　政治学院原在安丘县贾孟店子，为躲避日寇扫荡，又迁到了昌乐县下皂户。在校学习期间，父亲的各科成绩全都是优秀，受到老师的好评。特别是他的古典文学、作文，受到张雪门先生的赏识。张雪门先生是临朐县的一个老举人，曾经教过冯玉祥将军。他对父亲写的文言散文大加赞赏。记得一篇抨击日寇侵略的作文中写道“……亡日所思亡国后，为牛为马供人驰驱者，今之为鱼为肉，受人之刀俎矣。……”张先生眉批：“运典雅切，笔姿摇曳。”评语写道：“眼明如镜，笔快似刀，信手写来，卓荦不群。”另一篇作文受到了另一位老师的好评：“按脉切理，题酝笔宣，允称杰作。”
　　1942年父亲从山东省立政治学院毕业，安排到昌乐县方西乡山唐中心小学任校长，正式走上了从教的道路。1943年暑假后，昌乐中学在山唐设立分校，父亲又兼任中学分校主任。
　　没有家学的渊源，出身于贫寒的家庭，社会动荡不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依靠自身的努力，在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中省吃俭用、勤奋求学，完成了学业，走上了从事教育的道路。父亲求学、从教之路在我们赵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结束了赵家祖祖辈辈无文化的历史，成为赵家第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教师的人。
　　在昌乐县从教期间，因父亲学识、教学业务突出，被奉为昌乐县教育界的八大台柱，被推选为昌乐县教育会理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与母亲邵会兰在昌乐结婚。1946年3月，博山洗凡中学在济南宣告复校。省副参议长、济南洗凡中学校长贾幕夷（博山人）慕名给父亲写信，聘请他去任教导主任。父亲觉得自己从1941年离开博山，到临朐、安丘、昌乐求学、教书已是五年的时光，经常想起家乡博山。洗凡中学虽在济南，但他的根毕竟在博山，到了洗凡中学就如同到了博山。为此，他辞去了昌乐的工作，10月到济南洗凡中学任教导主任兼语文教师。
　　1948年济南解放，年底洗凡中学撤回博山，并入淄博中学（即淄博一中），父亲加入了人民教师的行列。
　　二、解放初期：（1949年——1966年4月） 父亲到淄博一中，任语文教师、语文教研组长。从父亲开始，我们赵家就和淄博一中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叔因祖父去世早，父亲常年在外，他更多承担了家庭的重担，没能上中学。四叔是从洗凡中学毕业；三叔在一中初三级上学，后又考入军干校。之后，除了三叔全家在天津，四叔一家在张店外，在博山老家住的我们一家和二叔一家中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又有八人从淄博一中毕业。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在淄博一中上学的还要多。这样老少三代中有十几人曾在淄博一中从教或读书。
　　从1949年开始，父亲担任初三级（共两个班）语文课，给初三级二班当班主任，一直送初三级毕业。1952年学校设立高中，高一级共招生两个班。父亲成为淄博一中高中第一任语文教师，给高一级两个班上语文课，给高一级一班当班主任。1955年高中第一届（高一级）学生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医学院、山东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达十几人，高考录取率达95﹪以上，列全省第二。淄博一中名声显赫，在各有关高校引起了关注。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干部急待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学校根据政府培训计划，安排父亲在正常教学之外为地方干部讲课，讲授汉语语法，每周一次。从1949年开始，到1954年父亲调往济南结束，坚持了六年时间。
　　由于父亲教学成绩显著，1954年暑假，省教育厅调他到山东农学院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师。1955年10月又调到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即现在的山东省教育学院）任古典文学教师，踏上了大学的讲台。1956年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
　　父亲在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专任古典文学教师后，一心想在古典文学教学方面做出点成绩。他花钱大量购买了古典书籍，认真攻读，努力要扩大知识领域，把课教好。他认真做好备课笔记，进而写成讲稿，再把讲稿编成讲义，不自觉中走上了科研的道路。这时他产生了在教好课的同时，搞一两个研究课题的想法。
　　1956年父亲开始接触赵执信的作品。那时看到了陈友琴在一篇介绍《长生殿》的文章中提到洪升的朋友赵执信。读了他的《甿入城行》，感到在古典诗歌中这是罕见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感到自己的家乡能有这样一位诗人是光荣的。于是便买了一部《饴山堂诗文集》，开始阅读赵执信的作品。
　　1962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友琴纪念赵执信诞生三百周年的文章。同年3月初，山东人民出版社约父亲选注赵执信的诗歌，由此父亲与他中学的学生、山东大学教授刘聿鑫合作开始了《赵执信诗选》的注释。6月2日，父亲应邀在大众日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赵执信和他的诗歌》。8月底，《赵执信诗选》初稿完成，交出版社审阅。后因上级指示“现代先行”，古典作品给现代作品让路，诗选暂未出版。
　　因三年自然灾害，全国生产救灾，1962年暑假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停止培训，教师哪里来哪里回。省教育厅想留下父亲，派人和父亲商量，让其留到省教育厅教研室工作。父亲没答应，要求回淄博一中。动员他的同志说：“从中学调出来再返回去，太难为情了。”父亲说：“我不在乎，我愿意教书。”就这样，父亲在1962年7月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淄博一中。由此他成为淄博市唯一的中学二级教师。
　　重回淄博一中，学校安排父亲给高中二年级（高十级）一班、二班上语文课，担任高十级二班班主任。这个班全是农村学生，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普遍家境贫寒，不少学生一直不安心上学，中途要求退学者不乏其人，学校想放弃这个班。父亲接手后，耗费了很多的心血。他向每个学生了解家庭情况，作思想教育工作，晓明利害，使大家安下心来学习。他建议校团委改组了团支部，充实了干部，加强了对青年学生的领导。针对学生周五就想回家拿饭，周一还不想回校，有的索性辍学的情况，先分头派学生去动员辍学的同学回校学习，然后教学生组织“互助组”，让同村的学生每周轮流一至二人回家背干粮，其余的在校安心学习。为因丧父生活困难即将退学的班长申请助学金，使其继续学习。采取张贴考勤统计表、学习成绩统计表等方法，激励学生遵守纪律，安心学习，争取好的学习成绩。学生情绪稳定了，人人有了上进心，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1964年高考，十级二班从全年级四个班之尾跃居之首，升学率最高，升入重点大学人数最多。全班四十几名学生有三十多人考上了大学。
　　淄博一中原校长张陶村对父亲极其赏识，称其有真才实学，是全市第一。由于父亲的资历、学识水平、教学成绩，受到了学校的重视、社会的关注。从1962年到文革前，父亲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还参与了学校、社会很多讲学、培训、撰稿等活动。
　　1962年7月父亲刚回一中，淄博日报社邀约他注释赵执信的《后纪蝗》和《太行绝颠望黄河歌》，在淄博日报上先后登载。
　　为传授文言文教学经验，1963年父亲拟写了《谈文言文教学中的两个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先在淄博一中交流，又推荐给市教育局、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推荐给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山东教育》杂志1963年第8期上发表。写的另一篇《谈讲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结合》的文章，学校也推荐给了市教育局，市教育局印发给了全市各个学校。
　　同年父亲应邀参加了省教育厅召开的“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座谈会”，作为重点发言人之一，做了《两论文言文教学》的经验介绍。这份经验介绍连同其它材料由省教育厅编印成册，发至全省各校。
　　为提高淄博一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学校开设古代汉语讲座，由父亲授课，间周一次，每次两小时；介绍文言文备课经验；帮助青年教师备文言文课。为提高毕业班学生的文言文水平，开设古文选读课，由父亲先后给高十级、高十一级两届授课。
　　根据淄博市教育局的安排，一是在淄博一中举行文言文观摩教学，由父亲先后讲授《鸿门宴》、《六国论》；为传授教育改革经验，又进行了《蜀道难》和《<农村调查>序言》两次公开教学。二是让父亲到张店给淄博市北部的初中语文教师讲授古代汉语；三是利用暑假、秋假安排到周村、金岭镇等地帮助初中语文教师备文言文课。
　　一段时间以来，报纸上登载了多篇毛主席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鉴于诗词中文言词语多，典故多，普通师生、群众理解有难度，学校安排了三次毛主席诗词讲座，请父亲给青年教师，高十二级、高十三级学生各讲解一次。除此之外，还应邀到淄博市工人文化宫给社会各界群众讲过两次，到淄博市第三医院（当时在博山四十亩地）给住院干部讲过一次。
　　原淄博市委书记王士超爱好古典文学，特别邀请父亲前去为其讲解古典诗格律、古典词格律。
　　由于在教学方面的业绩、经验，在学校、社会上的影响，父亲成了淄博市教育界的权威，在全省也颇有名气。
　　三、文革时期（1966年5月——1979年3月） 正当父亲年富力强，教学和科研事业蒸蒸日上的黄金时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夜之间，他在大众日报发表的《赵执信和他的诗歌》的文章变成了毒草，连同完成稿本还未出版的《赵执信诗选》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他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后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赶下他热爱的三尺讲台，被批斗、审讯、游街、抄家、关进牛棚、强迫劳动改造。这年他才47岁。
　　父母生育我们姐弟四人，父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成了“可教子女”，受到株连，影响了升学、就业、婚姻、家庭。大姐先玲在淄川兽医站工作，曾获“淄博市农牧系统标兵”称号。文革中因坚持原则，主持正义而遭本单位一名恶棍携嫌报复，被拳打脚踢，躺在床上一个多月不能起床。而主管部门、主管领导迟迟不予处理，以至抑郁成疾，精神失常，去世时才47岁，丢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姐走了，父亲不听我们劝告，一定要去送送她。在医院太平间父亲老泪横流，哭喊着：“先玲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使人心碎，这充满沧桑的喊声令人震撼。
　　先珉原在小学当教师，受株连被清理出教师队伍达18年之久，后落实政策才回到学校。先勇1966年初中毕业，受株连不能上学深造，又迟迟不能就业，至1971年才安排工作。先进1966年小学毕业，受株连初中不让报考，1968年下乡去邹平县，1984年才回到淄博。
　　虽身处逆境，关进牛棚，父亲对前途仍充满着希望。到了文革后期，他被安排在工具室看管工具。工具室是一间坐南朝北的房子，和黑屋子差不多，连个灯也没有，只有门上玻璃透点光；一张破桌上堆满东西。父亲把桌子收拾出只能放右臂的那么点地方，偷着从一中图书馆李光义老师那里借来经典古籍，利用劳动之余，开始大量读书。后来又用收集来的废旧传单、试卷，在背面工整地抄写经典古籍。先后抄写了《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周易》《说文解字》等（14开本）计21册；又补抄了《东坡七集》《乐府诗集》《世说新语》《诚斋集》《元丰类稿》《饴山堂集》等缺失卷册。所抄书籍摞起来厚度近半米。
　　父亲羁困牛棚十多年，备受折磨而坚韧生存，令人钦佩他生命的顽强；而利用被“劳改”间隙读书抄书，孜孜不倦地学习进修，更令人赞叹他精神的不屈。
　　1976年文革结束，到1979年给父亲落实政策，平反，他才获得自由，重新回到教师队伍。这年他60岁，已是花甲之年。12年的大好时光就这样白白浪费了。要不是这样，他将多教多少学生，多出多少科研成果啊！他在《获释抒怀二首》中感慨地写到：“跨上征途快着鞭，馀生幸获二重天。难攀骐骥驰千里，愿效驽骀驾十年。四害已除心益壮，六旬虽届志弥坚。”“休放韶华随逝水，应教硕果送流年。生平致力园丁录，已竟前编作续编。”
　　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后，非但无怨无悔，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且取得了令教育界和社科界瞩目的优异业绩。
　　四、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4月——1993年12月） 1979年父亲刚刚恢复工作，市里随之下达调令，调他到新建的淄博师专中文系工作，教古典文学。这时山东大学《汉语大词典》编写组正缺人手，通过省教育厅欲调其去山东大学，人未到宿舍已安排好。淄博市不放父亲走，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先生写信给市委曲相升副书记商洽此事。这时父亲在进修学校时的同事又提出要推荐他到曲阜师范学院。当时淄博市主要领导都认为父亲不能走，他离开了，淄博师专的中文系就没法办学了。于是市领导出面极力挽留父亲，父亲也不好再争取，就留在了淄博师专。父亲从1979年60岁起，在大学又超负荷耕耘了十四年。
　　在师专，古典文学课是连开两年的大课，难度大，课时多，一般至少需要四名教师讲授。而当时因为人才缺，只有父亲、孙彦林老师（也已60岁）和青年教师王志民三人。为提高教学水平，王志民老师两次到山东大学进修学习，达三年的时间，他承担的课程更多的由父亲分担。父亲每周担负着九节课的任务，最多时达到每周12节，且是大一、大二两个进度；全省师专古典文学决定另编教材，淄博师专承担了先秦部分；父亲被推选为市政协副主席，分管文史资料工作，要参加政协会、文史资料会、外出考察等；担任着淄博市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顾问，齐文化专业委员会顾问等职，要承担责任和工作；文革时期遗失的稿本《赵执信诗选》急等着重新撰写出版；学校、社会各界慕名登门求教，要求帮助审阅文章、修改稿件者络绎不绝；以及学校和中文系加给的额外工作。
　　1962年，父亲曾写好的《赵执信诗选》书稿，文革中被作为罪证收缴，文革后应清退却找不着了。没办法，只得从头重新写。那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是教学，是社会文化活动，写书的时间只有靠挤，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把星期天、节假日都用上。从1979年到1981年，他凭着超强的记忆，重新查找资料，重新修订章目，重新甄别校对，用了两年时间将失稿复原。1983年，24万字的《赵执信诗选》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是父亲的处女作，这是他在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兼任着多项社会职务的情况下，在学术研究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师专任教的十四年，父亲一直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送走了一届届毕业生。担负着市政协副主席的工作，还有着繁多的社会活动，一直是忙忙碌碌。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科研。
　　《赵执信诗选》出版后，他为自己确立了一条科研原则：“围绕淄博，古为今用，不重复前人的劳动。”他于1982年在《文史哲》发表了论文《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坛上的分歧》；1985年完成了《山东历代作家传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中“赵执信”的篇章（获市社科一等奖），发表论文《赵执信和<长生殿>案件》；1987年，11.2万字的《<谈龙录>注释》由齐鲁书社列入“明清文学理论丛书”出版（获省教委社科三等奖)，发表论文《<谈龙录>完成于什么时候》；1988年，发表论文《神韵说的特点及其局限性》（获市社科一等奖）、《从文学的角度看淳于髡》（获市社科一等奖）；1989年，7.8万字的《赵执信诗歌选译》列入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今译丛书》出版发行，主编的18万字的《稷下学宫资料汇编》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获省教委社科三等奖)，发表论文《司马迁介绍稷下先生为什么不提宋钘、尹文》（获市社科二等奖）；1991年，发表论文《一本新发现的<聊斋诗集>抄本》（获市社科一等奖）；1993年，他参与撰写“齐国文学”（4.2万字）篇章的《齐文化概论》(王志民主编)出版，38.7万字的《赵执信全集》（点校）由齐鲁书社列入“明清山左作家丛书”出版（获省优秀图书三等奖），发表论文《论鲁仲连的思想》。
　　1993年12月，父亲74岁离休了。文革后，他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又工作了14年，在市政协任职了12年，实现了他1979年《获释抒怀》诗中“难攀骐骥驰千里，愿效驽骀驾十年”的承诺，和“休放韶华随逝水，应教硕果送流年”的誓言。
　　五、离休之后（1994年1月——2012年3月） 离休后，父亲不再上讲台了，但学术研究并没因他离休而停止下来，反而在古稀之岁、耄耋之年大放异彩。1994年，他在《古籍整理研究论丛》发表了《冯班<钝吟杂录>简析》；1996年，103.9万字的《聊斋诗集笺注》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获省社科三等奖和淄博市“精品工程”作品奖）；1997年，与蒋维崧、陈慧星、刘聿鑫合著的《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38.2万字的《<晏子春秋>注解》由齐鲁书社列入“齐文化丛书”出版，发表论文《谈<聊斋文集>的作品体裁和编纂》、《<春秋左氏传>质疑》；1999年，26万字的《聊斋词集笺注》由黄河出版社出版，论文《深厚与丰富的齐国文学》在光明日报发表；2000年，参与撰写“齐国文学”和“晏子学”篇章的《齐文化通论》（宣兆琦、李金海主编）出版；2002年，160万字的《赵执信诗集笺注》由黄河出版社出版（获市社科一等奖）；2003年袁世硕先生主编的《蒲松龄志》出版，参与撰写了“聊斋文、诗、词”章节（2.9万字）。 他的研究成果入选“‘1983—2003’淄博市首届文化名人优秀成果展”。
　　最使我们难忘，并感到痛心、酸楚的是160万字的《赵执信诗集笺注》的注释、创作。父亲离休之前，是在百忙之中挤时间搞。离休后，他倾注上全部力量来攻坚，足不出户，日夜耕耘。早上6:30起床，洗漱，吃早饭；7:30坐在写字台前，戴上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开始了他一天的创作，除了上厕所，一上午不起身，一坐就是四个多小时；中午12:00吃午饭，午睡一个来小时；14:30开始下午的工作，一直到18:30吃晚饭；20:00又开始晚上的创作，一直写到凌晨近1点。第二天6:30又起床了。为了防止上厕所打断思路，他减少了饮水；为了争取时间，他拒绝任何人的来访干扰。就这样连续干了近两年。2001年8月他出现了发烧症状，到淄博市中心医院检查，确诊为糖尿病并发症，B超查出肝脓肿，发高烧时竟超过了40度，出现昏迷。多亏内分泌科梁文龙大夫给他及时采用“泰能”针剂，才闯过了这危险的一关。病情刚好转，在病床上看到黄河出版社打印的《赵执信诗集笺注》清样，就要进行校对。我们都劝阻他，他也不听，说时间紧，不及时校对就误了出版时间。我们拗不过他，只得折中，把160万字的清样分成几份，分头找人校对。刘聿鑫拿去一半，其余的分给他师专时的学生亓善庆、王光福、傅世良各一份，先勇拿去一份，他自己留下一份。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肝脓肿消失了。经不住他一再要求，提前出院回家。到家后他就忘了自己是刚生过病，又要像住院前那样干。我们极力劝阻，他才减少了工作时间。《赵执信诗集笺注》分头校对完，他又从头校对了一遍才交稿。我们亲眼目睹了他创作《赵执信诗集笺注》的过程，看到他为此书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2002年12月，他83岁时，《赵执信诗集笺注》（上、下两册）终于由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获得淄博市社科一等奖，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常年坐着读书、写书，又有糖尿病，眼睛受到极大伤害，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视物模糊；两条腿膝关节退化，长出骨刺，行走困难；气力不足，手写字颤抖。但他的心脏是健康的，大脑是清晰、活跃的，他还想创作，但手、眼都不听使唤，只好搁笔。在完成《赵执信诗集笺注》之后，在自己不能动手的情况下，主要进行指导。2006年由先勇、先进校对再版了《聊斋诗集笺注》；2009年齐鲁书社再版了《<晏子春秋>注解》，并收入“齐鲁文化经典文库”；2010年《赵执信全集》（点校）由博山区再次刊印；2011年再版了《<谈龙录>注释》。遗憾的是，他一心想要写的《赵执信评传》和有关蒲松龄的一篇文章未能完成。
　　父亲的一生有着牢固的专业思想，忠诚敬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科研著述、社会文史活动中。
　　父亲一生忠诚热爱教育事业。从19岁涉足教育，学业完成之后，自23岁正式走上讲台成为教师，到1993年（74岁）离休，前后从教达五十余年。他从踏上讲台开始，即抱定了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向，五十年风云变换，初衷不改，可以说毕生钟情教育事业，终生热爱三尺讲台。回顾他的从教之路，他在城市国立学校工作过，也在私立学校、乡村学校工作过；教过大学，也教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过青少年，也教过成人；教过普通群众，也教过领导干部、在职教师。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无论在淄博还是去济南，无论作中学教师还是大学教授，无论教青少年还是教成年人，不管职位高低、待遇多寡，环境顺逆，一颗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红心始终未变。只要教学工作需要，坚决服从分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在解放前，他是遵从儒家思想，依照古训，坚守师德从事教学。解放后，他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以人民教师的职业道德严格要求自己，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人才。
　　父亲从立志当教师开始，就很重视业务进修。他感到要当教师，就要当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教师，不当腹内空空误人子弟的教师。要学识渊博就要多读书，多学习，涉足多科，饱览群书。他自幼好学，嗜书成癖，手不释卷。凭着超强记忆力，大凡五经四书，诸子百家，汉魏六朝的名赋骈文及名家诗文，唐宋诗、词、文和元曲中的名篇，大多烂熟于心，出口成诵。他年轻时，爱好是多方面的，对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业余爱好书法、绘画、棋弈等，画过山水、鸟禽、松竹、花卉等，练过书法，喜欢下围棋。但是，自从走上教学的道路，确立了专业思想，精力逐渐集中到文史上，再进一步集中到古典文学上。随着教学业务的开展、深入，工作量的增加，业余爱好逐渐放弃，一心一意教书育人。
　　据父亲和他的同事、学生回忆说，他为了上好每堂课，查阅大量资料，记下一本本笔记，写下一份份教案。备课笔记每一本几乎都可以做钢笔字帖，字体工整，内容周密，在一中、在师专都被作为范本展览、学习。笔记上除记录了每篇的教材分析，还记录了每节课的活动内容，精雕细镂，一丝不苟。在教师进修学校时，每次讲课都写成讲稿，其中打印成教材的有《小说教材分析》《古典文学讲义》等，可惜文革中被抄已毁。进入师专，他不但对教材作了详细分析，而且把古典作品对照原文进行翻译。
　　课堂上讲课，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出神入化。引用古文、诗词都能不看笔记，随口引出，一字不差。授课旁征博引、出口成诵时，堂内全都如沐春风，欣然容动；条分缕析、精辟深邃时，座中无不似灌醍醐，豁然塞开。他大部分上课时的黑板，就是一张精密的知识纲目图。往往板书从左边开始，写到右边正好下课，一堂课期间，不擦一次黑板，不改一字，全堂知识，一目了然，纲举目张。他是铃响上讲台，铃响下讲台，从不超前拖堂。更妙的是他常常说完：“这节课讲到这里”，正好下课铃响。他对时间的运用和掌握，对课堂教学研究之精到，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讲课，有行云流水之韵，无呆滞刻板之弊，教态的自然和谐，语言的干净利落，知识的条理清晰，都印证他是一个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家。听他讲课是种艺术享受。在一中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两个时期，他上教学观摩课的次数最多，来听课的人也最多，教室里容不下，教室前后都挤满了人。
　　淄博师专1984年开始担任教师进修任务。由于历史原因，来进修的教师年龄差距很大，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教师还拖家带口，好多星期六回家，星期天下午回不来，耽误了星期一上午的课程。为此，中文系想了个办法，每周一前两节课安排父亲上古典文学，这下迟到的没有了。原因一是父亲要求严，大家不敢违反纪律；二是父亲课讲得精彩，谁都不想错过。即使周日下午回不了校，周一早上也要按点赶回来上课。
　　他在教学中，不管教普通语文，还是教古典文学，都坚持高标准，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他以深入的分析，丰富的内容，生动的语言吸引着学生们，使他们在课堂上受到了思想教育，学到了语文知识、学习方法，逐步提高了阅读、分析、鉴赏、写作的水平、能力。他的研究成果《谈文言文教学中的两个问题》曾在《山东教育》上发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向中学实际，首先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被评为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作文课在中学是重点课。父亲在教学时，作文课出了题目，适当启发，指导写作。课后对学生的作文每本必看，每篇必批，批改相当仔细。尊重学生的原作，不大删大改。修改病句，适当增删点内容，使上下文意连贯。好的句子旁边加点加圈。小问题写在眉批上，大问题写在总评里。指出作文中的缺点，对优点给以肯定和鼓励。发作文时先进行总评，然后把学生逐个叫到讲台上当面批讲。优秀作文选出贴在墙上，让全班观摩，从而激发了学生写好作文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写作水平。淄博一中学生李玲，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任光通信教研室主任、光通信与光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光纤通信中心顾问，北京市“三八”红旗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她在淄博一中初中、高中求学时，父亲均给她上语文课。在1998年祝贺父亲八十大寿时，她向大家展示了四十四年前她的一份经父亲批改过的作文本的复印件，她在复印件上写着“赵蔚芝老师：四十四年前，您亲手批改的作文，我一直珍藏着，复印的这几份，准确地说，这几页纸，作为对您八十寿辰的贺礼。虽然是薄薄几页纸，却包含着学生对恩师的真诚感激。学生李玲敬上。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父亲在教书育人方面，以身作则，认真负责。在一中时，虽离家一公里多路，但平时住校，星期六学生回家后，带着作业回家批改，星期天早于学生返校。每天早晨，起床在学生之前；晚上辅导自习；学生就寝后，还再备课批改作业。晚饭后深入学生宿舍，和学生聊天，借以了解学生思想情况，及时进行教育。
　　父亲对他的学生有着高度的责任感，有着一颗浓浓的爱心，有着一份深深的爱意。这使得他吸引着五十多年前的学生。他爱着学生，学生也深深地爱着他。他们之间牢固建立了真挚的师生之情。1988年，学生们在他七十岁生日时赠给他一首藏头贺诗：“蔚为辞宗造诣深，芝兰宝中育香馨。恩泽遍润春雨意，师训普及慈母心。福如大海水长满，寿比高山绿长存。喜看虎跃龙骧众，多少当年面诲人。”同时约定，每五年聚会一次，给他过生日。父亲在世，学生们给他过了五次生日。
　　淄博一中初三级、高一级学生崔京浩，清华大学教授，副博士学位，曾任土木建筑系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工程力学》学报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说：“我平生碰到了两位好老师，一位就是赵蔚芝老师，另一位就是我研究生的导师龙驭球先生。”父亲八十岁生日时，他为表达对恩师的感激之情，赠送给父亲一枚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章和一款纪念手表。
　　淄博一中初三级二班学生陈文汉，家庭生活困难。初一下半学期父亲主动在学校文印室给他找了份刻钢板的差事，使他每月有60斤小米的收入，勤工俭学，饱着肚子上完初中。在面临读高中还是读中专时，陈文汉又犯愁了。父亲认为陈文汉学习很好，有培养前途，鼓励他上高中，说：“你一定要读高中，只有这样才有上大学的机会，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经济上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供你读高中。”同学们知道这个事后，都很感动。他们知道父亲当时只有几十元的工资收入，家有祖母、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人，生活也不宽裕。最终陈文汉不愿给父亲增加负担，为了省钱没有上高中，1952年考取了济南铁路技术学校。因他学习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唐山铁道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选拔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任基地铁路管理处总工程师，先后2次荣立三等功，5次受嘉奖，被国防科委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经国防科工委批准，荣立一等功，荣膺大校军衔。他为祖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事迹曾在多种报纸报道。陈文汉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和优异成绩报答了父亲的关怀。1998年陈文汉前来祝贺父亲八十大寿，将荣获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颁发的一套（10枚）铜质镀金“东风航天城纪念章”赠送给了父亲，以表示对父亲的无限感激之情。这套纪念章全国限额铸行1000套，极其珍贵。
　　父亲八十五华诞，李玲写诗祝贺：“治学修身卓不群，程门立雪幸亲临。良师解惑无遗力，学子求知有壮心。佳作等身堪贻世，情怀如水足沾人。未因华发豪情减，手种桃李已成林。”表达了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淄博一中高一级学生许德政，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在益都师范任教，文革中被迫害致投井自尽。父亲听说后沉痛不已，说他是当教师的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太可惜了。文革后，父亲写诗《重读<寄许德政>》悼念他。淄博一中高一级学生靳荣丰，山东师范学院毕业后在莒南一中任教、因患癌症1990年去世，父亲写诗哀悼他。《闻靳荣丰患癌症逝世》：“忆昔报高考，君等志在文。自愿干师范，志行卓不群。黉宫卒业出，育才费辛勤。驽马接骐骥，回顾何欣欣。方期结硕果，肆力治典坟。焉知三十载，诸生散如云：王瑜脑溢血，噩耗最先闻；德政迫投井，是非今始分；赵韧遭车祸，几度见阎君；尔今虽患癌，病因实纷纭。文章憎命达，未达但耕耘。魑魅喜人过，无过有功勋。胡为夺其命，使我泪纷纷。我今效屈子，问天天何云。”诗中充满了老师对学生的痛惜之情。
　　父亲从教五十多年来，教过的学生，培训的教师、党政干部、普通群众究竟有多少人，已无法统计，可以说他为祖国培养了无数的建设者，为各条战线培养了大量栋梁之才，许多已成为国内名牌大学的教授和各行业的专家、学者。可以说他的教学生涯无怨、无悔、无愧。
　　回顾父亲的学术研究历程，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坎坷。他从1956年开始涉足科研，1962年在大众日报发表第一篇论文《赵执信和他的诗歌》，与刘聿鑫合作写出了第一部著作《赵执信诗选》（稿本），暂未出版。文革中稿本丢失，24万字的著作从头重写，到1983年正式出版，这一拖就是二十多年。他后来从事的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是在到淄博师专以后。而此时的他是教学任务重，社会活动多，且十几年如此。在挤出时间从事科研，著书拟文时，又面对着缺工具书、缺资料的困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著于此，痴心不改，潜心其间，勤耕不辍。他通过刘聿鑫从山大图书馆借书、借资料，坚持数年。在科研中他坚持严谨、准确，引经据典，字、词、句都力求准确无误；撰文表述力求简练通俗。为准确无误，查多种工具书籍，反复对比考证；为简练通俗，精心推敲，反复修改，有时不惜推倒重来。
　　他靠着勤奋好学，超强记忆力，博览群书，游历考察打下的坚实基础，出版《赵执信诗选》后，坚持“围绕淄博，古为今用，不重复前人的劳动”的原则，进行了地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对清初淄博两大文化名人赵执信、蒲松龄的研究，对齐文化的研究。在赵执信研究方面，先后完成了《赵执信诗选》、《<谈龙录>注释》、《赵执信诗歌选译》、《赵执信全集》（点校）、《赵执信诗集笺注》等五部专著(刘聿鑫教授参与部分编写)及有关论文，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成为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最有权威的研究者；蒲松龄研究方面，完成了《聊斋诗集笺注》、《聊斋词集笺注》两本专著及有关论文，参与袁世硕先生主编的《蒲松龄志》中“聊斋文、诗、词”章节的编写，成为第一个全面整理注释蒲松龄诗词的人，开创了蒲松龄研究的新局面；齐文化研究方面，完成了《稷下学宫资料汇编》、《<晏子春秋>注解》两部专著及有关论文，参与王志民主编的《齐文化概论》中“齐国的文学艺术”章节的编写，宣兆琦、李金海主编的《齐文化通论》中“齐国文学”、“晏子学”两章的编写，成为第一个写出齐国文学史和主持全面收集稷下学宫资料的人。除此之外，还参与了《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部分篇章的注释，进行了冯班《钝吟杂录》的研究。自己还创作了几百首诗歌。父亲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是60岁以后，更确切说多数是70岁到80岁之间完成的。
　　山东大学蒋维崧先生看了《赵执信诗选》和《<谈龙录>注释》后说：“注释切实可信，挖掘剖析深透，有自己的理解体会，显示出深厚的功力。”袁世硕先生看了上面两著作说：“赵蔚芝先生态度极为认真，一丝不苟，对原著中的语词本源，典故出处，以及作品本事，一一稽考索出，绝不囫囵说之，且极少错误。这不仅表明赵蔚芝先生治学谨严，且表明在古典文学方面之修养，功力深厚。”袁世硕先生还说：“此两著作，特别是《<谈龙录>注释》，以及《神韵说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一文，理论分析的性质较强，言之成理，逻辑周密，不乏独到的体会和创见。”
　　父亲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担负着政协工作。他自1981年进入市政协，先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他对政协工作十分重视，有很强的使命感与工作责任心。尽管自身肩负着繁重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任务，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与组织的各项活动，他都准时参加，十几年来，未尝有懈。他把政协工作看成大局，摆在优先的位置，自己的事，不管多么急迫，都要妥善安排，为之让路。在他看来，政协虽不是权力机关，却是参政议政的重要机构，是自己关心地方发展建设，献计出力的重要渠道，有责任就群众关心的问题，实情上达，也有责任贡献自己的智慧力量，协助党政机关为群众多办一些有益的实事好事。 正因为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两届副主席任内，他作为无党派人士代表，教育界别的领军人物，每次全委会都用发言、提案等形式，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政协文史资料征集与编辑出版，是政协重要工作的组成部分，多年来，他在这方面付出了较多的劳动和精力。他除根据文史资料“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的特点，亲自动手，带头撰写了《我所知道的洗凡中学》等多篇有关博山解放前教育状况的回忆文章外，更多的是在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书中认真履行了自己担任主审的职责。对文中的政治观点，历史资料，乃至语言文字都逐一严格把关，避免差错。他本着为工作负责，为读者负责，也为自己的声誉负责，不挂虚名，而务实干。作为不驻会的副主席，分管文史工作，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交来的工作，有求必应，而他却能主动参与，及时予以指导和加强。
　　父亲在教育岗位上奖掖后进，甘为人梯传为佳话。作为1942年从教的老教师，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教学经验，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作私人财富，而是别人只要需要，便毫不保留地传授奉献。后辈需要进修学习，他勇挑重担，为其创造机会。
　　在一中时，为传授文言文教学经验，他拟写了《谈文言文教学中的两个问题》《两论文言文教学》，在学校、市、省进行了交流。《谈讲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结合》的经验介绍在全市进行了交流。为一中、为淄博北部学校青年教师讲授古代汉语，介绍文言文备课经验，帮助他们备文言文课，帮助解决疑难问题。认真进行观摩教学，现身说法，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1979年到淄博师专后，面临着古典文学课是连开两年的大课，难度大，课时多，教师少的状况。1981年2月，学校决定让青年教师王志民到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学习半年。父亲支持学校的决定，把上课的任务压到自己身上。当半年时间不能完成学业时，继续做出牺牲，使王老师在外进修的时间延长到一年半。1984年夏，王志民老师又想去山大考研究生，校系领导考虑其已在外进修时间过长，工作实在安排不开，劝其不要去考了。父亲知道此事后，不但积极支持王老师抓住这次深造机会，而且亲自去找校系领导表明态度，把教学任务自己担起来，使王老师安心完成了一年半的学业。王志民老师谈起此事说:“如果说我后来在教学和地方文化研究上还有一点成绩的话，除了应感谢党组织和学校的支持及山大诸位导师的栽培外，主要得力于赵先生的极力扶植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赵先生于我而言，可谓情深意重，山高水长。”
　　因为父亲在教育界、社科界的名气，上门拜访者、电话咨询者、信函求教者，要求撰文者，请求帮助修改文稿者不计其数，父亲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了帮助。
　　父亲在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业务水平方面，根据自己的经验，既教方法，也推荐书目。他说：“教学和做学问没有捷径可走，一要板凳需坐十年冷，耐住落寞和寂寥；二要博览群书，见识广博。”他认为《三字经》是小纲鉴；《幼学琼林》《左传》《古代散文选》都是必读书目；《古代汉语》必须学通。
　　父亲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爱书，二是爱旅游。文革中他被冲击，工资被扣，每月只发40元生活费。冤案平反后，被扣的工资予以补发，他拿它归还了家庭所欠债务，给祖母支付所欠生活费，给三个叔家点资助，又买上礼品看望了几个亲戚，剩余的钱用于买书和旅游。
　　一是爱书。父亲对书、对学问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永无止境，一心求博、求深、求精、求新。说起父亲的求学经历，祖母告诉我们，父亲深知家庭生活艰辛，自己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从小就爱读书、爱学习。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就从同学家借，从老师家借。白天没功夫看书，就晚上点着油灯看。经常是大人睡了一觉醒来，他屋里的灯还亮着，还在看书。长此以往，养成了手不释卷、嗜书成癖的习惯。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就读过多种文学史，最初读的作品限于文学史中提到的名篇。抗日战争初期教私塾时，开始接触古典作品的原著。1942年9月在昌乐山唐庄任教之后，为了躲避日寇扫荡，有半年时间每天钻山沟，这时他也不忘读书。他从附近一个老秀才家借来《前四史》《左传》《纲鉴易知录》《古唐诗合解》等书，每天带着两本到山沟里躲避日本鬼子，得空就看就念，晚上躺下就背。
　　1962年他从济南调回淄博一中时，书籍、杂志，写的备课笔记、讲稿、讲义和抄写的资料，共带回了大小十三麻袋，文革初几乎全被抄走。文革后期管制得较松了，去管理工具，就偷着从李光义老师处借来古籍，抽空就读、学，又抄写了“四书五经”等21册古籍。
　　文革后可借到的书多了，但教学任务重，社会活动多，没有多少空读书。但他秉承了学而不厌的古训，挤时间读。为了读书方便，他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买工具书、古典书、文学书、常用书，家里俨然是个小图书馆，必备书齐全，为教学、科研打下了基础。
　　二是旅游。中国古人历来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对文史工作者来说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父亲就是自觉地、有计划地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做一种治学方略并身体力行者。
　　他认为进修古典文学要从各方面下功夫，古人说：“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后人在“心、眼、口三到”之外又加上了“手到”，成了“四到”。他认为还要加上“足到”，成为“五到”。“四到”所读的书基本上是从书本到书本，都是别人介绍的知识。“足到”就是旅游、实践，走出书斋，接触自然、接触社会、接触历史遗迹。旅游，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种进修的方式。通过足到，出去走走看看、经历经历、体验体验，不仅能开阔人们的眼界心胸，锻炼身体意志，还可以增长人们的知识见闻。不仅丰富新知识，还可以加深对旧知识的理解，有助于教学和科研。
　　父亲年轻时，有旅游的身体条件，但经济条件不允许，时间不允许，只能短时间、短途外出。文革后，经济条件允许了，但工作忙，时间不允许。但是他感到自己已过花甲之年，再走不出去就没有机会了。于是他有计划地把手中的业务工作集中起来，利用休息日、节假日的整天时间，教学之余的零星时间，把急需办的工作赶出来，留出暑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外出长途旅游。从1981年暑假到1988年暑假，八年的时间，八次出游，足迹踏遍了祖国大陆除新疆、西藏、海南之外的所有省、市、区，行程达三万多公里。1988年从东北回来，他还要筹划1989年的旅游路线。我们都极力劝阻他，毕竟已是七十岁，不能再独身一人外出了。这样他才停止了远游。
　　1998年他已八十高龄，有幸参加了淄博的专家团组乘坐飞机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一游，了却了两桩心愿：一是多年旅游从来未乘过飞机，这次乘了飞机；二是到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泰国实地看了看。
　　父亲的一生是安贫乐道、淡泊名利。他从1956年被评为中学二级教师，月工资117.50元，这在淄博市的中学教师中是最高的。但他生活极其节俭，衣食住行从不讲究。他从未穿过高档衣服，衣服穿得很旧了才更换新的。一生未买过、也未穿过皮鞋。一年四季，除了冬季穿双布棉鞋，其它三季就穿布便鞋。他工作了四十七年一直未带过手表，直到1989年经我们劝说，才120元买了块上海牌手表。
　　他的一日三餐极其简单，每餐都是家常便饭，一个菜，至多两个菜，再加几块咸菜。他在学校住校，就到食堂排队打饭，常常是一个两角钱的菠菜汤或白菜汤，加一个馒头就是一顿饭。1983年先勇在张店复读高中课程，晚上有事到师专找父亲，他正在吃晚饭，看到他就着咸菜用一把断了柄的陶瓷汤匙在吃煎饼汤，边吃边看书，一问才知食堂没饭了。先勇看到此景禁不住鼻子发酸，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父亲历来珍惜粮食，吃多少打多少。吃完饭后，每次都要用开水冲一下盛菜、盛稀饭的碗，然后喝净。他疏于各种社会应酬，不参与各种无谓的宴请娱乐活动。
　　父亲从来不吸烟、不喝酒。文革期间挖防空洞时，有人劝他说：“防空洞内潮湿，喝点酒可以舒筋活血，祛寒防湿，以免得关节炎。”他这才开始每天喝一小杯白酒。他自己不吸烟，要求先勇、先进也不得吸烟。记得他们在小学时，同学闹着玩，吸了几次，就受到了严厉的训斥。他们以此为戒，没有学上吸烟。
　　父亲对“住”不讲究，不要奢华，只要整洁就行，只要能读书、学习就行。他外出旅游，住宿选最便宜的，住多人间，住学校教室，还住过车站票房。在旅游中，他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夜间在火车上度过的。
　　父亲对交通工具汽车、火车、轮船、飞机都能适应，但为了节省旅游费用，他更多选择的是火车。在短途他更多选择的是步行不乘车，一是锻炼身体，二是节约费用。
　　他视名利如浮云，专心致志教学、治学。他在社会上有了地位有了名气后，请他讲课、作报告，求教咨询学术问题，请求撰文，请求帮助修改文稿者不计其数，他都尽其所能，在百忙中抽空给予帮助，从未收取费用，接受好处。市党校、市老年大学、一中、十七中等学校邀请讲课，有的要给讲课费，他都婉言谢绝。
　　父亲是事业第一。从教五十多年，他把教育事业摆在第一位，顾不上家。在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时，一个假期才回家一次。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一是为了节省路费，二是怕浪费时间，耽误工作。在淄博一中工作，离家只有一公里多，二十分钟的路程，但他一周住校，周六下午才回家，周日吃过晚饭就又回校了。他从来没迟到过、缺勤过，没请过病假、事假。周日本应休息，可他每周六要提着一个布书包，把学生的作业本、作文本带回家，牺牲休息，全部批改完。
　　父亲坚守敬老爱幼的古训。他深知家庭的贫寒、艰难，深感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人把他们兄弟四人拉扯大的养育之恩，更深深敬佩祖母重视知识、重视文化的远瞻情怀。每当谈起祖母，他都由衷地感念她老人家宁肯自己受穷，也要让他读书、上进，从而使他有幸走上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这个崇高岗位。他对祖母毕恭毕敬，恪尽孝道。记得祖母在张店与四叔家一块住时，每月开了工资，必先拿出给祖母的生活费，让我们寄去，一天也不允许耽误。祖母年迈回博山住后，开了工资当晚必将生活费交到老人家手中。家中有事，三个叔叔家需要帮助，他都慷慨解囊相助。遇上红白公事，他都担大头，从不吝啬。
　　父亲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家父，家严，父亲对我们是“严”字当头，他认为有不足，就要批评，很少表扬，更不当面表扬。想想他的一片苦心，就是怕我们骄傲自满，不求上进。
　　每年的假期开始前，是我们最提心吊胆的时刻。父亲在济南时，我们盼他回来，可又怕他回来。半年回来这一次，一到家就要看我们的考试成绩，操行评语，让我们各自汇报学习情况。他要求我们小学时，每门功课不低于90分，中学时，每门功课不低于80分，如果不是这样就过不了关，首先要挨批评，接着就得准备拿出三分之二的时间来复习功课。年幼好动的我们这时真不愿见到他，对他敬而远之。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涉世越来越深，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他对我们近于苛刻的要求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平时生活中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从来不随便给我们零花钱。先珉1965年参加工作，开工资后截了一件新衣服，父亲很不满意，嫌她铺张浪费，不会过日子。先勇上小学时迷上了篮球，上中学有条件了，打球的次数多了起来，父亲知道后批评了他。先进在小学时老师选送他到少年体校学乒乓球，起初父亲同意，事隔时间不长他又不让他去了。由此看来父亲的心理是矛盾的，他希望我们全面发展，可是又怕我们沉迷于副业而耽误了学业。
　　每年假期，父亲都要我们记日记，命题作文，看图作文。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青年》杂志上登了一幅《年轻一代》的油画，父亲让先勇看图作文，写一遍改一遍，改了三次才算满意。在学业上父亲是从来不让步的，他支持我们学习深造，一心要把我们培养成有用之才。文革开始，先勇初中毕业，先进高小毕业，因受株连，都不能再上学深造了，他就鼓励自学成才，鼓励先勇自学高中课程，鼓励先进自学初中课程。他说时代发展需要更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种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局面不会长久。他怕先勇自学劲头不足，又鼓励来找他的同学一块学，他说，你们如果不趁年轻抓紧学习，将来要后悔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又鼓励先勇参加高考，因政治环境尚不允许也未考成。后来，先勇自学高中课程，考入潍坊教育学院，完成大专学业；先进自学初中课程，考入电大，完成中专学业。先珉因受株连离开学校，落实政策让其回博山区考院小学工作。先珉回校不想从教了，父亲批评她说，你很长时间不从教了，要扑下身子虚心学习，要拿起门主课来，不要样样通，样样不精。他嫌先珉学历不够格，鼓励她去进修学习，取得了中师文凭。
　　父亲支持我们学习深造，舍得智力投资。对晚辈们也是要求他们学习上进，他并提出，“谁如果能上大学深造，我可以资金赞助。”他见到晚辈们第一句话就是问学习怎么样。
　　2009年8月，父亲90岁了。生日那天山东理工大学党委都光珍书记、张新义校长前来祝贺，送来一幅寿联，上联是“一生执教 人歌上寿”,下联是“等身著述 天与遐龄”，对父亲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父亲无愧地走完了九十三年的生命历程。他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为社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培养了一批批社会栋梁，留下了一部部著作，更给我们家庭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父亲，您是高山，是丰碑，是榜样，作为您的儿女，我们感到骄傲、自豪。我们永远怀念您，希望您下辈子还做我们的父亲！